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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郭沫若 （1892-1978），四川省乐山人，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顶级文化巨匠，然而郭沫若却也是颇有争议的一位文人。他富于激情，政治敏锐，却又具有摇摆性。他著述颇丰，作品主要收集在《女神》《星空》《前茅》《恢复》《瓶》，其中《女神》的成就最高，因而被成为他的代表作。中国新诗奠基人，继鲁迅之后公认的文化领袖。 人物生平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 1914年，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 1921年，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书中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为中国新诗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问世。这一时期，郭沫若的诗作同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作品，影响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早期新诗创作。 1926年到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他就任蒋介石总司令指挥下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28年2月，郭前往日本避难。 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郭沫若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该学派在此后占据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地位。 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纲领的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舞台，该书的观点被当作中小学课本的参考教材之一。郭沫若凭借这一时期的甲骨文研究而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甲骨四堂，并借此于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回国。回国后，前往南京拜谒蒋介石，然后发表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对蒋介石进行颂扬，不久拜见汪精卫。 之后，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他也创作了大量话剧剧本，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屈原》、《虎符》、《棠棣之花》、《南冠草》、《孔雀胆》、《高渐离》六出历史悲剧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欢迎。台大历史系教授王远义认为郭沫若等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开创了一条大众形式与精英创作结合，现代性与传统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学与文化道路。 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郭沫若因为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员在《知识场域的桂冠：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的选举谈起》一文，叙述了这次中研院院士选举和郭沫若的当选过程。 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1958年9月至1978年6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曾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编成《郭沫若全集》38卷。 郭沫若无耻文人 “他，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官方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他，年少时经历包办婚姻，享受五天性爱后，他便离家，此后68年，那可怜女子一直守在其老家。随后，他在日本结婚，对方为此与父母断绝关系，几年后，他不辞而别，离开日本。他还有很多情人，均被他抛弃。晚年陪伴他的妻子叫于立群，其姐于立忱，早年竟也曾是这男人的情人，被抛弃后自杀。他有仨老婆，十几个孩子，情人数不清，嫖妓得过花柳，始乱终弃害女孩子自杀。一边骂政府腐败一边跑去做官，曾在共产党最困难时脱党，骂过蒋介石，后专程向蒋求饶，文革时说毛主席比亲爷爷还亲，写诗吹捧江青，没多久又跳出来欢呼粉碎四人帮。他，是郭沫若。”——这是大陆民间版本对郭沫若的描述。 二者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让人们重新翻开历史的瞬间，来审视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及其带来的警示，才恍然大悟：郭沫若，原来是一座中国无耻文人的“丰碑”！ 中国著名文学家沙叶新在其“粪土当年郭沫若”回忆说：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 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D和G家领 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郭沫若诗集 《女神》。郭沫若作。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 《星空》出版于1923年，共34首诗，作于1921年10月至1922年12月，这时新文化阵营分化，革命暂时进入低潮时期。郭沫若正陷入孤寂彷徨的苦闷之中。《序诗》中，原来《女神》里的气吞日月的理想化的叛逆“自我”形象，已经变成了“带了箭的雁鹅”和“受了伤的勇士”，“偃卧在这莽莽的沙场上”。郭沫若几度回国，希望看到祖国的新生，但五四高潮已过，国内仍然一片黑暗。他对现实有着更深的憎恶、不满，又无可奈何；只好到大自然或超现实的空幻境界寻找暂时的解脱和安慰。他不再礼赞“光芒万丈的太阳”，而是仰望幽光闪烁的“星空”，不再是要“赤裸着双脚”，永远和地球“母亲”相亲，而是羡慕“天上的街市”。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 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天上的街市》是郭沫若于1921年10月24日创作的一首诗歌。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黑暗现实，郭沫若通过《天上的街市》表达对五四运动后祖国新面貌的美好憧憬，以及希望通过个人努力以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 人物评价 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闻一多评）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五四运动以后，像郭沫若这样在许多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人是不多的，可以用奇才这个词来形容。郭沫若在学术的若干领域，特别是在中国诗歌史上，在中国古史研究、古文字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辉煌的、巨大的。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来对郭沫若的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是歪曲事实的。出现批评和新的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它会推动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应当是有批评有反批评的，但是，在对郭沫若的反思中，有些文章、有些学者采取了轻薄的态度，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注意以科学的态度来对他进行研究。（中国科学网评） 郭沫若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上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无法抹煞的人物。他的崇高学术地位是由他的突出贡献决定的。像他这样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二十世纪中国史上没有几人，二十世纪以前亦不多见。对郭沫若的“反思”，实际上涉及到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如何认识的问题，即二十世纪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什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方向何在这个根本问题。对郭沫若的评价要像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一样，坚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坚持“知人论世”的原则，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要着重揭示本质和主流。如果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位置，把支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甚至不惜污蔑和谩骂，那就背离了评价历史人物应有的原则和方法；这同无限拔高一个历史人物的做法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瞿林东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