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季陶 戴季陶，才智过人，文笔优美，曾被蒋介石称为“笔杆子”，是国民党的元老，有蒋介石的“国师”之称，是民国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戴季陶的风流也是人人皆知的，他的风流波及日本，在日本他曾与三个女人有过爱情史。 戴季陶谈日本生活：讨妓女做正妻的事很普遍 一个小民族要想发展进步，尚武当然是一个最必要的习性。日本人的尚武是人人知道的，他们在社会上种种的风习与各种组织制度，处处可以表示出他们尚武的精神来。这一点倒是十几万留学生人人替日本人宣传得够了，用不着我再来说。我想要特别说明的，倒是充满日本社会的一种平和互助的习性。我们一定要了解，尚武的习性、组织、制度，一定靠平和互助的习性去调和它、帮助它，才有真实的用处。“为生存而竞争，为竞争而互助”，这是生活的本能。尚武是为竞争而有的德性，平和是为互助而有的德性，两者同时是天生成的。无论怎样野蛮残酷的社会，都有多少平和的习性。如果天下有不会流泪的人，有不会流泪的民族，那么或者它会绝对不懂得平和的;如果不然，无论怎样好勇斗狠，一定是有一种平和的情绪，流在民族生活的大平原当中。 日本人尚武的风气，不只是在封建时代几百年当中养成，是开国以来一种新民族的生存必要上产生出来的习性，在前面几章里，处处都有说明了。而他们平和的习性，表现到社会风俗上成为一种制度，这确是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发展的结果。固然，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带了许多杀伐性;中国讲仁爱讲中庸正道的孔子学说，会造成日本古学派的山鹿素行的神权说来，这证明思想会随境遇而变化。可是我们再翻过一面想，日本这个山间蛮族，如果不得到中国、印度的文化，它自己本身绝不会在二千年的短时期当中，发展得出高尚的文化来的。岂不是至今还是吃人肉、喝人血的鬼么。 日本的传说，有说上古时代日本地方住着一种“鬼”，是最野蛮的原人，专门吃人肉、喝人的血。尤其使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日本社会生活当中一切平和的习性，都是佛教种种教义、教仪、教礼的表现和中国文化的“礼教”的表现。直接渊源于日本固有神道的思想行为是尚武，直接渊源于中国、印度的思想行为是尚文。更就精神生活的分析上说，日本的信仰生活产生尚武的风习，而艺术的生活产生平和的风习。我们试把日本所有的艺术分门别类，一件一件的研究，的确很少发现和战斗相关的艺术。除了武器的装饰和狂言当中关于战事的题材而外，多是表现平和思想与平和生活的。“茶道”、“插花”两种特殊艺术的流行，并且是专为打消武家杀伐的习性、化干戈为玉帛起见，这是历史所明白告诉我们的。 日本民族的文明，年代是很浅的。封建制度的废除，不过是六十年前的事情。然而社会的文化确是比中国进步得多。各种野蛮的械斗和名实相符的部落生活，在日本内地是非常之少的。中国北方的寨子、南方的堡，这种完全是聚族而居的部落，在大一统的放任政治下面，他们过的生活还是日本封建制度以前东南、东北各地民族制下的生活。法律的效力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而政治的效力不能强制人民的行动。再加上一个专制的愚民政策，于是中国民族的文化，除了腐败堕落的长江而外，和北方诸胡混合的黄河流域，和苗瑶杂处的西江流域，连封建制度的干涉政治的训练也没有受过，一天一天向野蛮方面退化，这是很当然的。日本的社会里面所以确实流行着中国礼教的好处，而中国只保留着礼教的腐败无用的堕力，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从前住在日本的时候，那时日本的人口没有今天这样稠密，资本主义没有今天这样成熟，由金钱造成的阶级区分没有今天这样明晰，生活没有今天这样困难。那时日本社会生活的情况，还保存着不少旧日的良好风习。凡是二十年前到过日本的人，都很知道的。便是在欧洲战争之前，京坂繁华已绝非日俄战前可比，但是社会的矛盾和裂痕，尚不如今日之甚。直到大地震之后，民众的心理随着生活动摇，才起了绝大变化。变化的方向可以一言蔽之，就是“由安定向不安定，由平和向不平和”。偏偏很奇怪，社会人心一天比一天向不平和方面恶化，而尚武的精神亦一天比一天消失。信仰心是比从前减少了，而一方面迷信却比从前加多了。反宗教的运动和无政府的倾向，刚刚与迷信的流行成一个正比例。经过二十几百年才嚼融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调和在日本人的血液里，造成一种特殊的趣味，现在这日本趣味却是一天破坏一天、一天减少一天。这一次我隔了六年后到东京，一切闻见，差不多有隔世之感。简单说： 一、日本人的自信力减少，由自信力减少，而社会的民族的裂痕，便一天一天扩大。因为信仰渐趋薄弱的缘故，迷信的增加却是五花八门，和三年前我在四川所感觉的，程度虽有不同，而方向完全一样。任何阶级都被打算的商业心理即日本人所谓“町人根性”支配着。 二、民族的信仰心减少，同时就是民族美术性的破坏，尚武精神、平和精神的低落。对于过去的感激、对于将来的希望越是崩坏，而对于现在的赏玩精神，也就渐渐崩坏。所谓“日本趣味”，在东京、大阪那样的大都市里面，差不多要看不见了。 三、平和的好美精神和赏美习惯，被一刻不停的斗争生活打破，社会生活失了平和性，而人生的内容，便一天比一天寂寞枯燥。生活的疲乏到了极度，自动的尚武变了被动的争斗。社会组织的缺陷一天扩大一天，于是全社会都充满着革命的恐怖空气。 这些是大都会的现象，然而在离都市较远的地方，还可看得见日本的本来面目。这些变动的情形，且放到后面再讲，现在先讲十五年以前日本社会的平和相。 日本民族是最欢喜清洁整齐的。他们的生活，一般都很有规律。又是一个最讲礼教的，他们的礼教，和中国老先生口头的性理，和早已变成僵尸的礼教、惰力支配着的中国社会截然不同。支配日本社会的繁文褥礼，比之中国，还要厉害得多。但是那些形式，还活泼泼地各自有它的效用，并不曾变成礼教的化石。 我们且先从日本人的家庭看起。日本人的社会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女子是绝没有地位的。所谓三从四德、贤母良妻这些道德标准，在日本是很确实地存在着，很生动地行使着。可是再没有像中国那样把女子关锁在后房里，不许与人见面的习惯。女子的言语行动，在一定的制度下面，是有相当的自由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是绝对服从、绝对恭顺。每天丈夫出门回家，必定是跪迎跪送，但是她这一种跪送，已经成了一种很活泼的自动的动作。女子所使用的语言和男子所使用的语言，在文法上、修辞上是绝对不同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很少听见有女子使用普通的简语。男子却是不同的，在社会交际上，中流以上的男子，他们有几种的交际语，这些交际语处处都相当的表现出男性。在很恭顺地向对方使用最敬语的时候，也处处很留意地保持着人格的威严。男子在幼年稚年时代的用语，已经很显明表现男子的独立性和自尊性。这种地方，学校和家庭里面都是很奖励的。在这样一个男女阶级最彰著而且悬殊的社会里面，却有一个很特殊的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且把它比较论出来。 一、中国的男尊女卑，是一个表里很不相同的畸形制度，尤其在上层阶级的家庭里面更是如此。一方面有极端男子虐待女子的事实，一方面更极端的有女子压迫男子的事实。男子在名誉的压迫下面，虚伪的忍耐和虚伪的隐瞒是很普通的。而日本的社会绝不如此。女子对于男子绝对服从的对面，是男子对于女子的绝对保护。固然也有例外，然而例外很少。具备威严的保护爱和具备同情的体谅爱在很巧妙的组织下面调和着。我们在日本社会里面很少看见有女子对男子的河东狮吼，更少看见有男子对女子的虐待。爱护弱者这一种武士的道德，尤其在男女间是看得很亲切的。虽然也有置外妾的事，但一夫一妻的制度，比较确实地维持着，妻妾同室的事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日本人的家庭比起中国人的家庭来，要圆满得多。我常觉得日本的男子在他的奋斗生活当中，有两个 安慰，一个是日本人所最欢喜的热汤沐浴，一个就是很温和的家庭。日本的女子对于她的丈夫，的确可以安慰他、同情他，使在社会上吃一整天苦恼的男子由一夜的安慰而消除他的疲劳的精神。中国男子很普遍的家庭苦，在日本社会是绝不经见的。 二、中国的蓄婢制度在日本是没有的，同时中国这一种虐婢的事实在日本更是没有。阶级分限很严格的封建制所产生的日本社会里，主人对于使用的婢仆，绝不像中国都会地方的习惯那样无情冷遇。他们家庭里面的使用人，很像是家庭一部分的组织分子。主人对于使用的人，处处都看得出一种温情。这一种温情不是发生于个人的性格，而个人性格的养成，倒是缘因于制度。现代的都市生活下面渐渐地把这一种温情的从属关系打破了。契约的责任观念替代了阶级的从属观念。不过，在中国这种畸形的虐待和变相的佣金制度，在日本社会里面，我是不曾见过。 三、宗法社会的男系家督相续制和财产相续制，是连成一个东西的，这也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应有之义。但是长男对于次男以下的家属的义务观念，也是很明确的。这一层情形，更是和中国绝对不同的地方。 四、许多中国人以为日本女子的贞操观念淡薄得很，以为日本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差不多是乱交一样，这一个观察完全错误。大约这是中国留学生的环境和他们的行为，很足以令他们生出这样的错觉来。日本人的贞操观念的确和中国人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然而绝不像中国留学生所说的。第一，日本人对于处女的贞操观念，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第二，日本孀妇的贞操，固然也主张的，然而社会的习惯绝不如中国那样残酷，至于有逼死女儿去请旌表的荒谬事件。第三，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的心理多过轻蔑的心理。讨妓女做正妻的事是很普遍的。尤其是维新志士的夫人，几于无人不是来自青楼。这也可以证明日本社会对于妓女，并不比中国社会的残酷。第四，日本的妇人的贞操，在我所晓得的，的确是非常严重，而且一般妇人的贞操观念非常深刻，并不是中国留学生所想象的那样荒淫的社会。一般来说，我觉得日本的社会风纪，比之中国的苏州、上海，只有良好，绝不有腐败。而他们的贞操观念，不是建筑在古代礼教上，而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也较中国自由妥当得多。 戴季陶与三位日本女子的风流史：戴季陶的日本情史 双凤求凰——戴季陶、蒋介石与津渊美智子 “双凤求凰”指的就是蒋介石、戴季陶兄弟二人共同追求津渊美智子。1908年，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遇到了同校同乡的蒋介石，志同道合的两个人，相见恨晚，于是结为兄弟，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们经常到“黑龙社”找孙中山，就是在这里，两人同时爱上了“黑龙社”女佣津渊美智子，两位风度翩翩的少年，很快被津渊美智子的美貌所迷惑，于是展开了疯狂的追求。先得手的是戴季陶，毕竟他比蒋介石小几岁，又比他长得英俊，并且还很会讨女人欢心。戴季陶用爱情诗与津渊美智子增进感情，并懂得浪漫的他还经常带她去看爱情电影，当她被感动的流泪的时候，就主动将其揽入怀中，就这样让津渊美智子爱上了他。 另一追求者蒋介石，虽然羡慕嫉妒恨，却不好意思横刀夺爱，心思缜密的戴季陶看出了兄弟的心思，主动与其分享心爱的女人。想不到春风一度珠胎暗结，津渊美智子有了身孕，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当时，蒋介石跟戴季陶已经回国，“风流少年”的两人早已对“与津渊美智子的那段风流史”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津渊美智子千里寻夫，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终于找到了蒋介石。蒋介石帮她叫戴季陶，深怕老婆的戴季陶不肯出来相见，让蒋介石将其打发走了! 戴季陶与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 民国时期有许多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南造云子是其中非常有名的女间谍。这个南造云子于1907年出生在上海，家住虹口日租界。父亲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她13岁时被送回日本，进入一所间谍学校学习;18岁时，被派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1931年，南造云子曾利用美色勾引了一个国民党将领，窃得好几份绝密军事情报，据说这个国民党将领就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 135年春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在躲避军统特工的追捕时为戴季陶遇见，南造云子的美貌令戴季陶心旌摇荡。让戴季陶为之倾心。他明明知道对方身份可疑，却仍然收留她躲了几日，让她逃脱了追捕，以后两年里，戴季陶都在暗中保护着这个日本女间谍。戴季陶可能没有想到他这样保护的女人却一直在利用他，并没有对他动真感情。“西安事变”发生后，一向和蒋介石关系亲如兄弟的戴季陶竟然主张不顾蒋介石的安危拒绝和谈主张武力解决。戴季陶的反常政治表现，与他受到南造云子的蛊惑与利用有关。 1947年，上海正气书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谍纪实小说《别了，支那间谍网》。小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多次提到某“党国元老”的庇护，虽未点戴季陶的名，但在社会上已经引起不少议论。 另据戴季陶的妻弟赵文田20世纪70年代在海外撰文回忆：1948年7月，戴季陶曾收到一个署名“徐叔平”的人来信。信中称，他任过中央日报军事记者，与仇章是密友。他已经掌握了戴季陶当年勾结南造云子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拟写成书在海外出版。但考虑到他与戴并无仇怨，犯不着毁坏戴的一世名声，如果戴愿意出20根金条，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是严词拒绝，后又同意照办，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从此以后他终日忧心忡忡，担心日后还有人捏着他的把柄来敲诈，精神几近崩溃…… 戴季陶与日本护士重松金子 重松金子便是蒋纬国的生母，蒋纬国曾自称，“我的身世是件浪漫的事”。1914年，蒋介石在上海计划发动武装行动，因败露而逃往日本，和戴季陶共同流亡。其间，戴季陶结识了当地护士重松金子，1916年10月6日，金子产下蒋纬国。几年后，金子过世。戴季陶下笔千言，却天生惧内，以原配钮有恒性情较烈，竟在纬国生母携他找上门来时不敢相认，只好托请好友蒋介石认其为子。蒋介石为此子取名纬国，送予在上海结缘的侧室夫人姚怡诚负责抚养。从此，蒋纬国正式进入了蒋家的大家庭。虽然关于重松金子资料，以及戴季陶与重松金子的爱情描写的很少，但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人物! 蒋纬国名义上成为了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虽然不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但蒋介石视如亲子，故修在谱中。蒋纬国到溪口后，受到蒋家的抚养、爱护，不亚于蒋经国。他称王太夫人为祖母。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如己出，蒋纬国对“父亲”的感情也极为深厚。蒋纬国只要说想父亲，蒋介石必接他到自己身边。人们常看到蒋介石把纬国抱在怀里，有时让他骑在自己的肩上，十分亲昵。和对蒋经国一样，蒋介石对蒋纬国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若干年后，男孩成了大名鼎鼎的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台湾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 1989年初，一些报纸刊出《蒋纬国首次公开谈身世，姓蒋姓戴仍是谜》的报道，说蒋纬国表示“对自己究竟是蒋介石之子或是戴季陶之子之谜，迄今亦无法证实”，并“希望能多找点资料弄清楚”云云。“蒋纬国是蒋介石领养的戴季陶之子”，这是民革奉化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毛炳岳先生亲闻当年教蒋纬国养母姚冶诚学文化的陈志坚大姐说的。她还说，只因蒋介石对纬国视若己出，自家人讳莫如深，其他人也就一直不便泄露，是以至今罕为人知。 据说，在修谱期间，蒋纬国曾探问，谱中有没有写他的母亲。修谱者只得告知他，这是根据他父亲手稿编列的。蒋纬国默然，后来说：“过30年再说罢。”过了30多年，1984年，当蒋纬国上将由联勤总司令被贬为联训部主任时，他曾面告采访他的记者说，他并不具有“第一世家”的血统。另外，蒋纬国和戴季陶的儿子相貌很相似，而且两人关系甚好，当蒋纬国论及与戴安国关系时，他说：“我与安国，情同手足，血浓于水。”这些话，证明了蒋纬国与戴安国的关系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生性坦率的蒋纬国能说出这些话，似可印证几十年来在政坛上有关他身世之谜的传说。 另有传言说，津渊美智子并没有消失，她与蒋纬国保持着书信来往，一九四九年蒋纬国到台湾后，曾想奉养生母，然因宋美龄之故，未能实现。一九五七年二月，蒋纬国丧妻后与邱爱伦再婚时，曾由戴安国陪同到日本东京举行婚礼，主婚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生母亲津渊美智子。一九六七年，蒋纬国应邀访问日本时，念及母亲年事已高，便接她回台湾，以享天年。津渊美智子已于一九七七年亡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