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洞国（右） 历史上的抗日战争，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为始，但郑洞国的抗日历程，却是从1933年的古北口之战开始。此役，他率部前后奋战两个多月，重创日寇。然而黄埔军校史上冒名顶替者仅有他一人。 郑洞国冒名考黄埔 在黄埔军校校史上，改名报考者尚有他人，冒名顶替者却只有郑氏一人。 1924年1月，正在湖南长沙攻读商业专门学校的郑洞国，忽然闻听孙中山先生要在广州创办军官学校的消息，心潮澎湃。虽说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军官学校就是日后彪炳中华现代史册的黄埔军校，也不能预料到这所军校的初期将会成为中国现代将星的摇篮，但他对孙中山仰慕不已，对已成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心仪神往。他急冲冲去找在长沙工业专科学校附中读书的王尔琢商议。王是郑洞国的同乡兼小学同窗，还有亲戚关系。殊不知他已南下广州了。郑洞国得知后心更急，想方设法借了60元盘缠，邀上另三位在长读书的同乡，辗转武汉、上海，走海路赴广州。四月初，当他们满怀希望寻着先期到达的王尔琢时，才知晓报考军校的日期已过，郑洞国顿时急得团团转。 眼见郑洞国心急如焚，王尔琢也跟着急。当时在场两位同乡，一位叫贺声洋，也是郑洞国在石门中学的同学，与王尔琢一道报考了军校；另一位则是临澧县的黄鳌，与郑洞国算是大同乡了。他初到广州时，担心一次考不上，便报了两次名，不料他一考便中，落下个名额虚位以待，此刻见郑洞国急成这般模样，便建议顶替他的名去考。郑洞国沉吟半响，决计冒顶黄鳌之名报考军校。 数日后，两个黄鳌的名字与王尔琢、贺声洋一道出现在黄埔一期的录取榜上。凑巧的是，真假黄鳌都编在第二队，出操点名时，两人同应声出列。 步入军校的最初几天，郑洞国一直是在惴惴不安中生活着，出操点名时的尴尬，不时地困扰着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煎熬，他终于鼓起勇气，胀红着脸向区队长报告冒名顶替的由来。后来，校方理解并认可了他的冒名顶替之举，未予追究，只是让他把名字更改过来。 郑洞国为什么不回长春？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16期，作者：郑建邦 1948年的东北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在之后的半年里，长春没有经历致命的战火，却遭受了比战火更痛苦的煎熬——饥饿。 长春究竟死了多少人，各方均有统计。但难有统一的权威数据。无论按照哪一方的估计，因饥饿而死的长春市民都不下十万。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自己讲：“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长春的东北师大读书时，吉林省的领导几次通过民革告知我，希望我能动员祖父回吉林看看，他不去。几十年来，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场景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那样一个让他对长春人民满怀愧疚的地方，他回去怎么面对呢？ 祖父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又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算得上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解放战争中，像洛阳、济南这些名城都是他打下来的，如果这样一个人，在长春能够临阵起义，对国民党阵营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在辽沈战役前，西柏坡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几位常委曾经讨论过：“最好是动员郑洞国起义。”会上朱德说：“郑洞国这个人政治上不坏。”周恩来也讲：“这个人我还了解，属于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毛泽东最后决定“想办法争取他起义”，还叫周恩来以老师的名义给祖父写了封信。 可惜当时长春城内已是一片混乱，周恩来以老师身份写的那封信，祖父并没有看到。但是我想，即便他看到了，以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忠心，大概也不会投降的。而且叫新七军起义也很难做到，新七军的军官大多是黄埔出身，受蒋介石影响很深。仗已经实在没有办法打了，部属们就只好瞒着他与解放军接洽放下武器，祖父由此勉强算投诚了。 祖父曾回忆，当他放下武器，很沮丧地随着部队出城时，迎面开过来一辆美式吉普车，车上坐着的是与他对阵数月的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肖华看到祖父走来，立即命令停车，下车走过来跟我祖父握手，问候了一番，然后再坐车离去。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对他这个败军之将并没有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这个细节使沮丧到极点的祖父心情略好了一丝。 晚上，在长春郊区四家子解放军的兵团司令部，肖劲光和肖华请祖父吃饭，也是客客气气的，好像与他认识很久了，其实以前他们并不认识。席间，心情极坏的祖父只顾低头喝酒，不肯讲话。酒过数巡才抬起头说：“我在国民党那里搞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置；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当时，心如死灰的祖父只想当一个老百姓，并且生硬地提出：“不广播、不登报、不参加公开宴会。”随后，他离开长春这座伤心之城，到哈尔滨思考人生去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