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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及杜甫诸家唐诗都有评点。他乩降才女叶小鸾，写下动人篇章，成为江南士人佳话，亦为曹雪芹构思和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金圣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使小说戏曲与传统经传诗歌并驾齐驱，受推崇为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人物生平 金圣叹生于1608年3月3日（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童年贫困孤独，九岁入读私塾，刻苦勤奋，思想独立，喜爱阅读，尤其沉迷于《水浒传》，成年后考取秀才，耗费无度，以致常处贫困。金圣叹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和结交僧人[1] ，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20岁起开始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30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1635-1637年间最活跃，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钱谦益直言金圣叹好像受某种神灵支配。其后他绝意仕宦，埋首书本，约在1641年评点小说《水浒传》，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8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他亦开堂招生讲学，旁征博引，炫耀才学，颇受当地士庶赞赏。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奇才也。 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 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3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11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7个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以叛逆罪判处斩首（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于8月7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临死前金圣叹看见家人，神色自若的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他的家人一听，忍不住嚎啕大哭，围观的人也都为之鼻酸，而潸然泪下。金圣叹财产充公，家属发配满洲。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悔恨交加，念念不忘、难以释怀的是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过身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 传说圣叹死后托梦给朱眉方，说他已成为邓尉山神。邓尉山在苏州西南七十里光福镇，又名万峰山，前瞰太湖，风景极佳。邓尉山多梅树，花开时一望如雪，如颂圣叹人品之高洁。 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金圣叹评水浒 读《水浒》必须读《金圣叹评点<水浒>》，读完有新的体会，有新的感悟。金圣叹读批《水浒》是中国文学史最具特色的评点之一，由此而招致的赞誉、诋毁也可谓铺天盖地，对于其是非功过的争论丝毫不亚于高鹗续《红楼梦》。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 “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 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他认为， “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 “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记》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 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 他评《水浒》、《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 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 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 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 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 “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 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 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总结起来就是：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 人物评价 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提高通俗文学的价值，卓有远见，被视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前人称赞白话文学大多泛泛而论，他却以细致深入的评点，证明这些作品如何优秀，能与经典名作相提并论，白话文学自此在士人间更为流行。 金圣叹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高小说与戏曲的应有地位，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并开创了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史上最有创意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金圣叹受徐增、廖燕等同时代士人的赞美，徐增称赞他博学多才，见识超卓；1659年，顺治帝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叫大臣不要用八股文的眼光衡量他。亦有士人批评他提倡《水浒传》和《西厢记》，惑乱人心。 20世纪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史家都赞扬金圣叹，胡适认为他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但因为他攻击《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度被中国大陆学者批评为反动和“封建旧社会统治阶级代言人”。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服刑，又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 金圣叹所写评点之详尽细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在小说批评领域，他的权威地位超越王世贞、李贽和锺惺诸大家，继后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与张竹坡评《金瓶梅》，亦屈居其下。李渔赞赏独有金圣叹能指出《西厢记》优胜之处，深入至一字一句；清人如冯镇峦、毛庆臻都赞赏金圣叹《水浒传》评语匠心独运，周作人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金圣叹评语具原创性，个性分明，趣味盎然，而且准确清晰，细致入微，着眼于个别字词的艺术功能，远胜于中国其他诗话的含糊笼统。金圣叹强调细读文本，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流派有相通之处，西方学者因其评点与西方文论可以互相发明，特别加以关注。金圣叹指《西厢记》第5本并非王实甫原作，乃后人续写，成为权威观点，清代毛声山等人都同意其说。亦有同时代人如董含批评他的评点杂乱无章，胡适则批评其《水浒传》评语用了评八股文眼光，也批评他对宋江诋毁过于主观，无中生有，现代读者已毋须再看其批语。金圣叹对杜诗的评解，诗学上则无重要地位，重要性则远不如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最为权威，收罗完备，但并未提及金圣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