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先念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李先念是默默无闻的一位革命先辈，他的一生就是公仆的一生。李先念当了26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心系百姓生活，一生呕心沥血，勤恳为民。 “人民公仆”李先念 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等,都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群众观念、为群众办实事的言行都很鲜明。其中最为突出,一生为老百姓的事情呕心沥血、操心操办的,我认为是周总理和李先念。李先念当了26年的国务院副总理,长期分管财贸工作,不能不抓人民生活,这种工作分工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完全。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就是心系人民生活。革命胜利以后,回到故乡和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访贫问苦,寻找一同参加革命、现在是普通老百姓的伙伴闲话家常,了解民间疾苦的,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不是很多。他们下去,往往是为了调查研究重大政策问题,要听到真话,而选择了出生地和根据地。只有李先念,是在在位的时候而不是退休以后,一再重回故乡和老根据地访贫问苦,而且为老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好事。有些国家重点项目,他从不避嫌,安排在老区建设,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受到老区人民的赞扬。 群众生活是执政根基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始终不脱离群众,真正关心群众疾苦,是永葆青春的法宝。世界上有一些政党,上台以前和群众联系很密切,上台以后就把拥护她的人忘掉了,高高在上,以权谋私,因此很快失去执政根基,自己也就下了台。 作为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是“农、轻、重”方针的重要执行者,为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操心操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用“民以食为天”理念抓粮食 中国的吃饭问题,本来经过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农业发展比较顺利,解决得比较好。但是后来“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浮夸风盛行,各地都弄虚作假,争放粮食高产“卫星”,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改口,还是虚报。这就导致了粮食的高征购,向农民征了过头粮,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陷入困境。 1958年,纺织工业部机关组织了140多个机关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到河南农村锻炼。我们去的地方是河南偃师县大口公社,一个副局长担任领队,我和另外一个同志担任副领队,分别带领六七十人,住在好几个村子里。副局长是一个老干部,他参加县委班子。我开始的时候挂名高级社的副主任、副书记,不久高级社改成人民公社,我在人民公社里面挂了一个副书记的职务。挂职是为了有事情找当地政府方便,人都还在村子里,和老乡一起,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时候,我们也去公社,参加会议,听上级指示,讨论当地的一些工作问题。这段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老百姓的生活那时真是很苦啊!我们一直吃白薯,没有一点别的吃,弄得成天老是大便。后来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跃进馍”,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用很少的一点玉米面把榆树叶子和榆树花粘在一块,吃了胃发烧,不舒服。当年国庆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中组部要我们去汇报,了解农村情况。纺织工业部领导一再告诫:你们要注意,不要尽讲问题,问题和成绩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但我还是汇报了老百姓的艰难生活和干部的浮夸风、强迫命令风。 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李先念能听到真实反映,涉及群众生活问题又归他管,因此他很着急。但是他要讲真话,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他都是挨批对象,他完全清楚毛主席的态度。各地的领导在毛主席面前拍着胸脯说亩产多少多少,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基本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李先念虽然没有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也被列入有右倾思想的“一批二帮的对象”,被迫检讨。李先念没有顾忌这些,1960年初几次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全国粮食危机状况,提出解决意见。他的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主席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主席正靠在床上看书。毛主席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主席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毛主席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李先念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主席不仅细心地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通过这次谈话,毛主席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粮食问题,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从国外进口粮食、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精简城镇人口四项紧急措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应对粮食危机。 有一种说法,曾经流传很广,说李先念是“不倒翁”,这种说法是不公道、不负责任的。李先念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确实没有倒。为什么没有倒?依我看,是因为他没有个人野心,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党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并没有为了保职保位而一味逢迎,更没有颠倒黑白。在关键问题上,他是能够挺身而出的。刚才说的粮食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如果他一味为了保职保位,就不会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反映真实情况。这样最后倒霉的是国家,是老百姓。当然,李先念自己把话讲得更明白,他曾对一位高级将领说:我要倒是很容易的,但我倒了,以后谁来做事情,你们谁来解放? 那时候,粮食问题只是暂时缓解了。没过几年,随着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思潮泛滥,“农、轻、重”方针实际上被改变了,农业、轻工业再次受到破坏,人民生活的困难更加严重地凸现出来。粮食、棉花的生产供应长期徘徊,甚至每况愈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李先念主持下,我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当时称“四三方案”,引进4套化纤和13套化肥以后,情况才逐渐改善,并最终为80年代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总是希望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把生产搞上去。事实证明,这样做作用是有限的,操之过急还会适得其反。农业要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李先念对此很清醒,一有机会就在这方面做文章,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要忘记第一代领导人所花的心血,他们是幸福的真正播种人。 用“衣被天下”情怀抓纺织 穿衣问题,上面牵动到中央,下面牵动到家家户户。从1954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的发布票的政策。我查了一下,1968年我们城乡居民布票的定量,每个人只有9尺,勉强可以做一套衣服。穿衣问题成了家家户户的心病。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现在哪有这种事情,都成了历史故事了。 当时解决穿衣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主席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但实际上,种粮食与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增加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是最重要的。 在70年代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中,最早计划引进的是4套化纤项目,合计投资占总投资的34.14%,比重很高,由此可见李先念解决穿衣问题的决心。打倒“四人帮”以后,纺织工业部提出在江苏省仪征县建设一个全国特大型化纤企业,这个企业建成投产以后,再加上原有工厂的扩建,全国化学纤维总产量可以达到100万吨。李先念同意这个规划,并把目标提高到200万吨。 通过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李先念为发展化学纤维、解决穿衣问题而作出的努力。我觉得,虽然中央批准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如果没有李先念的领导、策划,并亲自解决关键问题,化学纤维还是不可能快速发展,穿衣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特别是引进4套化纤项目的“老母鸡”作用,加上后来改革开放大环境的推动,中国化纤工业发展迅速,2008年产量达到2405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也是世界第一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中国使用的纺织品原料总量中,化纤占了三分之二还要多,这对于减轻农业负担,对于衣着的丰富多彩,对于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中国在穿衣问题上的翻天覆地变化,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了周总理和李先念的远见卓识与领导有方。 体恤民情,抓民生日用 最后讲用的问题,因为涉及的范围太广,只能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妇女用的头发夹子。李先念讲得很风趣,说现在妇女买不到头发夹子,都是披头散发,脑袋上顶的几百吨钢没有了。当时正值“大跃进”的高潮,“钢铁元帅升帐”,钢材大都用于建设重工业了。头发夹子是手工生产的产品,归第二轻工业部管。妇女买不到头发夹子,就向商业部门反映。商业部门找第二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说订不到钢材,没法生产。李先念因为这个事情,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特别是冶金部,强调无论如何要解决几百吨钢,妇女不能再披头散发了。在他的努力下,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先念确实心系群众,一个大国的副总理,为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操心操办到这个程度,怎么赞扬都不过分。一个执政党的纲领不管说得多么伟大,如果妇女老是披头散发,在妇女心目中就是伟大不起来,连头发卡子都买不到,怎么拥护你啊! 第二个例子,就是做洗衣粉原料的烷基苯项目。洗衣粉是现在每家每户每天都少不了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是如此。但是过去要凭票供应,数量极少,洗衣服主要靠肥皂。肥皂是用天然油脂做的。三年困难时期,人都没有吃的了,哪里还有油脂来做肥皂呢?当时李先念找轻工业部研究,通过实验的合成脂肪酸工艺技术放大以后,搞了一批小厂,用化学原料来生产肥皂。但是因为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出来的肥皂臭味太大。李先念给我们讲笑话:煤矿工人从井下上来,没有肥皂洗手,脸是黑的,老婆不让上床;后来用了合成脂肪酸做的肥皂,脸上有一股臭味,老婆还是不让他上床。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后来我们把几十个技术引进的小厂统统关了,这主要靠了70年代“四三方案”中引进的南京烷基苯厂,当时引进的规模是年产5.2万吨,后来经过改造扩建,2003年达到93453吨。以这个厂为基地,又同台湾的企业合资,另建了2个厂,3个厂加在一起,2003年产量是14.6万吨,除了充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部分向国外出口。现在看起来洗衣粉算不了什么,但当年解决起来是相当艰难的。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瓷器。前几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出版一本《中国丝绸史》,请我作序。后来,学校专门为该书出版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发布会,请了很多人出席。我也参加了,并作了简短发言。我说,中国四大发明了不起,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对人类贡献很大。但是,我同时认为,瓷器、茶叶、丝绸,这些中国从古代到近代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对人类的影响不在四大发明之下,从某些方面来讲,甚至影响更大。在这些物品上,中国历朝历代不知下了多少工夫,但现在同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瓷器的质量已不敌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高端产品。 李先念领导下,中国的瓷器制造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外国人看瓷器,有几个要求,一是瓷器外形要严格一致,无论多少个,都应该完全一样;二是所有瓷器上的图案要一致,颜色不能有深有浅;第三是瓷器底部要光滑。当时我们的瓷器技术,有时外形、图案不太一致,底部也比较毛糙。有一次,我听李先念专门谈到这件事。他说,外国人西餐招待会都是长桌子,几十个人坐在一起。服务员放盘子,不是像我们一个一个摆,而是一个一个扔。如果盘子底部是光滑的,就能自行移动到相应位置;如果底部毛糙,就会在桌子上停住。这样的盘子外国人不喜欢,不会进口。李先念是听外贸部门的同志反映知道的。他听进去了,而且给我们讲,要我们想办法解决,以便增加出口。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炉窑和焙烧时的温度控制。为解决这个问题,李先念特批我们进口炉窑,并以此为借鉴,研究改进。现在中国瓷器的质量,已在整体上上了一个大台阶。 上面所讲的,就是李先念为执行“农、轻、重”方针,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的问题所做大量工作的一些事例。其中最集中、最突出的是“四三方案”。 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贯彻了“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指导原则。这是“四三方案”规定的六条引进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当时,我国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八亿七千万人的吃饭、穿衣等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重点十分突出。 李先念的卓越贡献 评价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看他(她)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三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都是矢志追求的,成绩斐然,但对于人民生活,则往往过于强调牺牲、奉献,在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上有偏差、缺陷。这种做法,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是不行的。李先念他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到位。李先念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众所公认的。在李先念一生中,西路军经历是很伟大的一段。西路军所承担的牺牲、屈辱,只有李先念这样的人才能经受得起。我今天重点谈了李先念为人民幸福所做的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行的,因为这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捍卫民族独立的根本问题,但是长期这样搞,不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也不行。李先念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不仅当时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而且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