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克与毛泽东 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非常有兴趣，纵然戎马一生也对文学创作一丝不苟，堪称“开国儒将”。而在政治方面，萧克与毛泽东多次打交道，他如何理解与毛泽东的矛盾呢？ 萧克为何反感毛泽东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萧克很不理解。“文革”初期，周恩来为了保护萧克，曾秘密安排他到北京饭店躲了一个月。但是，随着林彪、康生、江青等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萧克还是被农垦部的造反派揪到机关批斗，有些人让他头上戴高帽子、挂牌子，拉他到大街上游街。萧克极为愤慨，心想：当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贫苦农民用这种办法斗土豪劣绅，新中国成立10多年后，林彪、江青等人竟把这种办法用到革命者身上，真是太荒唐！ 萧克回忆道：“那时候，我们这些人（王震、萧克、陈漫远）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已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我是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除了把愤怒和焦虑深深埋在心底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然而我深信多行不义必自毙，社会主义社会既然是人民的天下，终究要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 后来，有一次机关造反派召开批斗会，诬蔑萧克一贯反对林彪，说他在四野和中南军区担任参谋长时，就不尊重林彪的领导，不与林彪配合，结果被撵出四野部队云云。有人来核实萧克反对林彪之事，萧克说：“在军队里像我这样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林彪当时还不是副主席呢，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军区当参谋长，只有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才能决定！” 1969年林彪一号令下达后，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被疏散离开北京。农垦部也不例外。萧克、陈漫远等一大批部、局级干部，被送到江西云山“五七”干校。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1月16日，萧克返回北京。4月，中央决定他到解放军军政大学工作。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一直以“突出政治”为名，制造军政对立，强调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突出政治”的观点成为全面建设部队的指导思想。所谓突出政治，其实就是搞阶级斗争。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广大指战员心有余悸，顾虑重重，自然不敢抓军事训练。萧克认为军队毕竟是军队，不抓军事训练算什么军队。所以，萧克决心在军政大学彻底清除林彪“空头政治”的流毒，重新确立军校工作以军事教学为中心，要把军政大学办成像南京军事学院那样培养文武双全之才的全军最高军事学府，并推动全军军事训练。 后来，萧克和唐亮等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完成这项艰巨使命，实现了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 有人问萧克：林彪的历史应怎么写？他回答说：实事求是，从历史实际出发，功是功，过是过，尊重历史事实。他主张撰写历史的人必须“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要尊重历史，功过分明。 萧克两次得罪毛泽东 萧院长调研的第一站是武汉。他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所以火车专为他挂了一节专用车厢。这种车厢一半是卧铺一半是会议室。中午我在卧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我就起来到会议室去看报纸。不一会儿，萧院长也不睡来到了会议室。他一进来看到我坐在里面就问：“你怎么不睡呀？”我说：“睡不着，来看看报纸。”他也坐了下来。这时，我就想起了一个话题，等他坐下了我就问：“萧院长，我过去在批林整风大会上听你说过，你说你一生三次‘站错队’，这最后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没站错队，这我理解，你前两次站错队是怎么回事啊？”萧老一听我提这个问题，一下来了精神，“你愿意听这些吗？”我说：“我很想听。早就想问你，但没有机会。”萧院长说：“那好，我就简单讲给你听听吧。”于是他老人家就讲了起来： “第一次站错队是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那时，军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几乎都要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我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大多数代表都投的陈毅同志的票，只有林彪少数几个人投毛泽东同志的票，所以毛泽东同志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当了军委书记。毛泽东同志一气之下，据说跑到漳州‘养病’去了。那时刚建党不久，党内民主空气很浓，选举时愿意投谁票就投谁票。陈毅同志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七大的情况。当时中央军委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周听了陈的汇报后，指示陈毅同志回去一定要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陈根据周的指示，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返回了苏区。陈回来后，请回了毛泽东同志，并于1929年的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曾于9月开过红四军八大），毛主席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了决议——即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你想，我在红四军七大的这次投票，不是站错队了吗！” 我当时听了后，心想：难怪我以前听老同志说过，毛主席曾经讲到过以前什么重要会议上投的“一票”问题，可能他老人家在心里还一直耿耿于怀，还记着谁投他票了，谁没投他票。难怪他以后那么欣赏和信任林彪呢！ 萧院长接着说：“第二次站错队是我们二、六军团长征快到现在的四川甘孜时。那时张国焘在甘孜，他派了一位代表来迎接我们。这位代表来到后，就分别单个找我们二、六军团的领导谈话，说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他们率一方面军（东路军）北上如何如何错误，他们四方面军南下如何如何正确，等等。我当时不了解他们长征会师后的具体情况。那时我们六军团就一部电台，还经常坏，再加上战斗紧张，很少和他们联系，所以对张国焘代表所说的话我没有表态。也就是说，我当时没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这不是又站错队了吗？” 我说：“你没表态算什么站错队呀！” 萧说：“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不表态的表态吗？”（意思是说，你没有表态反对，就等于默认和支持。） 我说：“你们不是个别单独谈话吗？别人也不可能知道啊！” 萧又说：“现在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吗，叫做没有不透风的墙嘛！” 我心想：原来如此！ 萧院长又接着说：“我们到达甘孜后朱德总司令也在这里。朱老总立即召集我们二、六军团领导开会，向我们讲了张国焘不遵守中央指示北上而坚持南下、搞分裂等等错误。朱老总的话我们都是完全相信的。因为我从参加南昌起义，就在朱老总的领导下，以后南下广东，转战湖南，发动湘南起义，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我都是在朱老总的领导下。在甘孜时，朱老总又把我们和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召集一起开会，在会上我们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也就在这个时候，党中央指示由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萧克同志任副总指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