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劲光 肖劲光和高岗，当时一个是直属中央军委的留守兵团的司令员，一个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两个人怎么会产生矛盾呢？这还得从高岗的“官运”说起。 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横山县。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派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6年4月，刘志丹在红军东征（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期间，率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这个时候，西北工作由谁来主持？据师哲回忆：“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为选拔西北工作的负责人，征求大家意见。说实在的，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再没有什么有威信的人，大家只好论资排辈，那么高岗的资历最长。高岗当时在内蒙工作，毛泽东把他调回，让他负责西北局的工作。”高岗从三边地区回到陕北以后，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1937年8月，高岗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达5年之久；在这期间，高岗又兼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党中央委任高岗为书记。而当时中共中央在全国仅设有４个中央局，高岗此时在党内的地位可见一斑。 高岗在升迁的过程中，与留在陕北掌握军事大权的肖劲光产生了矛盾，高岗认为肖劲光阻挡了他的“前程”，特别是在军队中的前程。高岗从三边剿匪回来，中央决定让他暂时留在军委一局任代理局长，而当时肖劲光是军委参谋长，属于高岗的直接上级。高岗为此大为不满，认为自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只当个局长，地位太低，因此经常说怪话，工作也敷衍塞责。当时有不少飞机在延安降落，为了确保安全，飞机场经常需要修理。有一次，肖劲光让高岗去督促快些把机场修好，结果由于高岗没有尽到责任，任务没能按时完成。肖劲光非常生气，把高岗叫去，狠狠地骂了一顿。 后来，高岗虽然官越当越大，掌握了边区党政大权，但军权却未到手。他虽然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但这只是千八百人的地方部队，当时边区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连毛泽东都说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因此，1939年秋当高岗见到中央军委任命肖劲光为留守兵团司令，政委职位空缺时，他就一心想当留守兵团政委，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 高岗活动要来当留守兵团政委的事情，肖劲光也知道，但是高岗给他的印象并不好。据肖劲光自己回忆：“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因此，肖劲光对高岗的要求持反对的态度，这可以从时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的回忆中得到印证。莫文骅说：“一次肖劲光找我谈话说，留守兵团没有政委不行呵，最好请中央军委派一个来，实在派不出，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出一个人来兼呢？”从中可以看出，肖劲光没有想让高岗来当政委。但最后由肖劲光兼政委则是由莫文骅提议的。莫回忆说：“我并没和别人商量，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给毛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建议肖劲光兼政委，不到三天，毛主席下手令让肖劲光兼政委。”这样，高岗的希望就落空了。 在高岗看来，这次自己没有当成留守兵团政委而被肖劲光兼任，是肖劲光在背后使的坏。这便成了二人后来产生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高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以后，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给予了他极大的尊重。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的问题时，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高岗成为在整风过程中被毛泽东点名表扬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但是，与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态度相比，身为军人的肖劲光对高岗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肖劲光认为，留守兵团是归中央直接领导的，与西北局没有隶属关系，没有必要向西北局报告留守兵团的工作，因此就没有经常向高岗汇报。这样一来，高岗非常生气和恼火。 矛 盾 与肖劲光个人的恩怨是拿不上台面的，高岗知道不能以此作为打击肖劲光的理由。打击肖劲光要冠冕堂皇，他找到的理由是肖对西北局地方和政府不尊重。 军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由于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负担重，军队困难多，军政、军民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小矛盾。随着不断累积，这些小矛盾就变成了大矛盾，有时甚至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其中有两次竟闹到了毛泽东那里。 一是告状案。1939年冬的一天，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到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团长陈先瑞向他汇报说，战士去借老百姓的锅，有的老乡不肯借，把锅沉到池塘里；炊事班到老乡家去做饭，老乡把烟筒堵了起来。莫文骅为此给边区副主席高自立打电报，反映有关情况，希望边区政府给予帮助。肖劲光觉得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处理不好影响可能很恶劣，因此把这封电报同时批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朱德总司令看了电报后，批评了边区政府。高岗不服，向毛泽东报告了此事。因此，有一天，毛泽东把肖劲光和莫文骅等人叫去，当着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高岗的面，严肃地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自己不检讨，还向中央告状！”莫文骅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快作检讨，并说明电报是打给个人反映情况的，并没有向中央告状。他讲完后，边区政府一位负责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主席听后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嘛！”又说：“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先检讨自己，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这样大家才不再吭声了。这是肖劲光和高岗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化。 二是枪击案。据莫文骅回忆：1941年秋的一天，西北局组织部长找莫文骅去谈话。该部长说：“三五九旅有两位连排干部违法营业，与县大队发生冲突，在延长县政府院内开枪打了县大队的人，对此事西北局已决定，将肇事的那个连长和排长枪决。”因为莫文骅兼任留守兵团军法处长，该组织部长通知他要马上执行。莫文骅听后吃了一惊，因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怎能立即执行？于是说：“此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待调查清楚后再严肃处理。三五九旅属兵团代管的部队，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得回去告知肖劲光同志和王震同志。”王震时任三五九旅旅长。这位部长回答说：“不行！西北局已经决定了，不能改变，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要执行！”莫文骅仍坚持先调查后处理，两人争执起来。组织部长火了，拍着桌子大声说：“莫主任，你不执行西北局的决定，你这个主任还想不想当了？”莫文骅也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不当了！”便骑马走了。回到兵团，莫文骅把此事告诉了肖劲光、曹里怀等人。肖劲光是西北局委员。他不知道此事，也不同意西北局的决定。延安城小，此事很快反映到中央去了，朱总司令出面找西北局的同志说：“莫文骅是广西人，有倔脾气，光压是不行的。要调查，讲点道理。”后来毛泽东也说话了，指示双方要进行调查。经过调查以后，证明开枪的是县大队的人，而非三五九旅的两位干部。这时，该组织部长也无话可说了。莫文骅问他：“怎么样？不是三五九旅的人开的枪吧，还枪毙人吗？枪毙谁？”对方不作声，莫文骅又说：“算了吧，回去各自作检查好了！”对方表示同意。就这样，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救了两条人命。 检 讨 两人的矛盾终于在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议上爆发了。 1942年10月10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用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并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这次会上，高岗借整风之机向肖劲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在高岗的鼓动、撺掇下，西北局和边区行政部门的一些同志，也对肖劲光和留守兵团的领导提出了苛刻的批评意见，说留守兵团“不尊重地方政府”，“闹独立性”，甚至有人把这些上升到“军阀主义”的高度，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这严重挫伤了留守兵团一部分同志的积极性。不仅如此，高岗还点名批评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说他本位主义、个人主义严重。据莫文骅回忆，肖劲光见自己受到了高岗的无端诬蔑，一时受不了，袖子一甩，中途退出了会场。莫文骅怕肖劲光出意外，告诉了时任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委副主任李富春，李富春立即到肖劲光的宿舍找他谈心，劝他正确对待批评，肖劲光这才返回继续参加会议。 肖劲光和高岗不和的事情，最终闹到了毛泽东那里。两人一个是地方大员，中央驻地也在其管辖之中；一个是军中大将，中央要靠留守兵团吃饭。在对两个人关系的处理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非常尊重地方领导人高岗，而对肖劲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在高干会议上，两人再次发生冲突的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为此，他专门召见了肖劲光、莫文骅、耿飚等留守兵团的领导。毛泽东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指出：“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是件大好事，说明我们边区的民主运动深入到群众中去了。军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谈话近两个小时，毛泽东说得大家都心悦诚服。 在莫文骅等人离开后，毛泽东又与肖劲光作了个别交谈。毛泽东说：“你是个老同志，应该清楚我们军队的传统。部队在哪里都要尊重地方政府、尊重当地党组织。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扎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最后，毛泽东呵呵笑着说：“肖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 听了这句话，肖劲光一愣，心想：我怎么能算大知识分子呢？仔细品味之后他才知道，毛泽东的话是一语双关：一是说像他这样系统地上过学，又出国留过学、喝过洋墨水的人，在当时部队里很少，当然应该算“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提醒他，不要太书生气，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学会协调疏通各方面关系。毛泽东还劝肖劲光要经常出去走一走，到军队、地方政府以及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中间走一走，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肖劲光经过反思，向毛泽东作了认真检讨，并主动承担了事件的主要责任。他说：“军政、军民关系方面的问题，根子在领导，在我以身作则不好，对部队教育不够。”事后，他主动向高岗作了自我批评。整风会议后期，他又就这一问题专门作了检查，深挖了思想根源。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特别是为了搞好与西北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会议还没有结束的1943年元旦前，肖劲光就责成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组织留守兵团政治部编写了《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讲话材料》，对部队进行拥政爱民宣传教育。与此同时，他亲自主持起草了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并公布了包括10项内容的“爱民公约”，确定每年的2月5日—3月4日为拥政爱民活动月（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拥政爱民公约）。肖劲光的善意获得了回报。听说留守兵团研究起草了《拥政爱民决定》，边区政府很受启发，也立即行动，于1943年1月15日先于留守兵团发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1月25日—2月25日为拥军运动月。在边区政府、留守兵团两个“决定”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拥政爱民”活动和“拥军”活动开展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毛泽东对这两个“活动月”十分赞赏，说这样搞很有意义，以后应坚持下去，年年搞。之后，“双拥”逐步形成制度，成为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纠 正 肖劲光在会上的深刻检讨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高岗也无话可说。但是这次会议无论是对留守兵团，还是对肖劲光个人，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以至于许多了解事情真相的同志一直为肖劲光的忍辱负重打抱不平。这种消极影响，毛泽东是在两年以后才发现的。据肖劲光回忆，毛泽东后来曾对他说：“高干会前后调动了许多留守兵团干部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方法上是不对的。”这次调动，也包括肖劲光。 肖劲光是在高干会前就被调动的。1942年6月10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延安成立。8月组成联防军司令部，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委，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任副司令员。10月，高干会召开前不久，留守兵团正式合并到联防军，只是在对外的时候，才保留留守兵团司令部的番号。 陈先瑞回忆这段历史时也说：“会议后一阶段中，在对留守兵团错误的批评上，有些扩大化，上纲过高，这点我是有感觉的。我对有的人在批评中不实事求是，不讲究方法，不尊重同志的发言，是有意见的，有的甚至把批评变成了人身攻击……” 第一个出来说话的是耿飚。据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1944年秋天，他奉命离开延安之前，主动打电话给毛泽东，要求见见他。毛泽东派人回了个条子：“立即来。”于是，耿飚（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兼副政治委员）便约上曹里怀（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一同前往。耿飚之所以叫上曹里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二人同住一室；二是他们二人对中央处理留守兵团、特别是处理肖劲光的问题，有着相同的看法。 到了毛泽东的驻地，两人先谈了他们对处理留守兵团问题的三点情况和两条建议。毛泽东十分重视，连说：“很好很好。尤其是后面的建议，讲信任、讲民主，很好。耿飚同志你能不能写出来送给我。”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耿飚赶紧拿出早已写好的这五条意见，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可能是耿飚等人的反映起了作用，也或许是随着延安形势的稳定，毛泽东有时间和精力来考虑当年高岗和肖劲光的矛盾问题，总之，他对这个问题后来又做了很客观的评论。据肖劲光晚年自己回忆：“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枣园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对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所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就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对于这些缺点错误必须正视，勇于改正，那才是正确的态度。第五条说：“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战无不胜的”。对于毛泽东的这个评价，肖劲光心悦诚服。他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既肯定了成绩，又分清了错误是非，并教育我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他教育干部的良苦用心，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它。几十年来，毛主席的这一谆谆教导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 到这时，肖劲光向高岗道歉事件才彻底告一段落。 （原载于《世纪风采》2010年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