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待见的次等盟国
     欧洲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领袖便逐渐把对日抗战看成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开始对全球性军事合作提出各种主张。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当然有权参与制定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战略。但是当蒋介石天真地向英法两国提议加紧合作却被对方断然拒绝时，他就感到“无限之羞耻”。1941年4 月，当时蒋介石得知英、美、荷兰等国刚在菲律宾举行过会商，而中国并未被邀请出席。蒋介石指示宋子文去探听会议内容，并向美国表达中国对于未被邀请参加一事感到失望。
     如果说在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中国领袖只能“诉请”西方以平等方式对待中国;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们认为中国无论在道德上或是法理上，都已经赢得了参加同盟国所有最高层次政治军事会议的“当然权利”。中国如果仍然被摒除于门外的话，其含义就不再是西方的疏忽而已，而是西方国家明目张胆地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次等盟邦和一个次等民族来对待。
     事实上，中国对于受到西方国家排挤而产生的反感，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就已经被拉铁摩尔看出。拉铁摩尔作为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在 1941年8月2日写信给白宫助理居里时指出：“很多中国人早已开始担忧，他们的国家不会得到西方国家平等和公正的对待。而这偏偏又正是日本及汪伪政权所极力渲染的主题之一，因为他们强调西方国家只不过把中国当作傀儡来耍弄，绝不会以朋友之道对待中国。因此，中国将来在和平谈判桌上必定重蹈1919年凡尔赛和会时同样的悲惨命运，难逃被出卖牺牲的下场。”这种情绪很可能动摇中国抗战的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急急忙忙告诉英国人，“日本随时可能攻击香港和新加坡”，并建议中英两国应尽速拟订联合防卫香港的计划。然而蒋介石不久即发现，原来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早在1941年中期就已经安排了共同防务，但对中国却秘而不宣。这个发现使蒋介石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 “是其对我各种轻蔑之行为，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之以消耗日本之经过事实，更无足为叹也。国际间本是利害为主，决无为人牺牲之国，若以此为怪或为愧，则痴矣。”当得知中国愿意主动出兵协同作战防守香港、缅甸和越南等地时，英国大使受到感动而为英国在珍珠港事变前拒绝中国协防一事道歉。蒋介石则宽宏大量地加以安慰：“请勿客气，贵国事即我国事，我等皆在同一阵营中。”事实上，此后英国人仍然没有把国军当真正的友军，他们宁可把缅甸让给日本人也不想叫中国人占有，甚至在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单方面撤退，把十万中国军队置于危险之中，害得远征军差点覆灭。
     先欧后亚：又把中国人晾在一边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国领袖和民间舆论一致鼓吹“先亚后欧”的战略。蒋介石不但是这个战略思想最积极的推动者，也提出了几个颇具说服力的理由：(1)日本已是当前对美国本土(Alaska, 阿拉斯加)安全威胁最大的敌人，美国只有在除去这个威胁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它作为“世界民主国家军火库”的功能，支持盟国在欧洲作战。(2)德国的优势在陆军，而日本的优势在海军。美国的海军实力明显超过日本，然而陆军则未必超过德国。因此美国应该先发挥自己优势的海军，摧毁日本较弱的海军，再来对付德国陆军。(3)鉴于日本已经大量搜刮了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充实其后备作战能力，如果不赶紧将之消灭，那么日本便可能在两年之内变成另外一个类似德国一般强大的敌国。
     可美国人并不这样考虑，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从全球大战略出发，认为在德日两大强敌中，德国最强大，是法西斯轴心国“主力中的主力”、“轴心中的轴心”，日本则相对较弱。盟国如能先集中力量击败德国，则打败日本就不成问题。相反，如美国先打日本，分散了力量，致使德国成了气候，再要战而胜之就困难多了。因此，他向罗斯福总统献策，主张美国在亚太平洋战场取守势，集中力量投入欧洲战场，全力支持苏、英等国对德作战，先消灭法西斯德国，再回头收拾日本。罗斯福接受了马歇尔的计划，把日本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在太平洋方向取守势，集中主力于欧洲战场。
     这种“先欧后亚”的战略使得中国不得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得继续孤军奋战，租借法案送往欧洲和北非战场的物资数以万计，可给予中国战场的物资却每月只有几千吨。即使是这一点点可怜的物资也常常临时被抽调到其他战场。蒋介石加入盟国的头两年，可谓是充满了又苦又甜的感觉，但经常是“苦”远远大过于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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