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攻占了沈阳，进而一鼓作气攻下明朝辽东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为东京，大兴土木，修筑宫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沈阳。虽然王公、贝勒竭力反对，但努尔哈赤君意已决。祭过父祖之后，即刻率领大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迁进沈阳城。

努尔哈赤从以其父的13副遗甲起兵，至建立后金政权并不断强大，曾先后4次迁都：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费阿拉称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至赫图阿拉，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萨尔浒之战胜利后，又将行宫移至界凡;攻陷辽阳后，又在辽阳建东京城;建东京城仅4年，又迁都沈阳。每一次迁都都是迁往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众多、土地更加肥美、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地方。

但最后一次迁都却要从作为明代辽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的东北第一大城辽阳，迁往规模不及其一半的沈阳，沈阳又有什么得天独厚的都城优势?既然没打算久居辽阳，为何还要大兴土木，在宫殿刚刚建好，官员尚未安居之时，又匆忙迁至沈阳?史学家对此有各种解释，民间也有各种传说。

历代王朝选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史学家在讨论后金的迁都原因时，首先就要从这几方面去寻找证据。

辽阳虽然在当时是辽东的军政中心，但因明廷的腐败，其经济已开始下降，而沈阳的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沈阳地势平坦开阔，粮食出产富足，有林有兽，有水有草，符合满族人狩猎的生活条件。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看，辽阳城因长期满汉杂居，民族矛盾激化;而沈阳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从地理位置来讲，沈阳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地，是所谓的“形胜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既便于护卫新宾老家和铁岭、开原等国土，又便于西征、北伐。这是史学家们比较辽阳与沈阳条件优劣，对努尔哈赤为何迁都沈阳做出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是《清太祖实录》和《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

努尔哈赤提出迁都沈阳，诸王、贝勒、大臣不了解老汗王的意图，一致表示反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这条记载一直成为论述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原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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