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设置“12·13”花坛。近日，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筑及周边道路上布置了标语牌和花坛，以庄严肃穆的气氛迎接首个国家公祭日。

今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届时将举行国家公祭仪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与此同时，我们仍有必要从深层次上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回顾与反思——

多少年来，中国人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对教育国内外的人们认清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并警惕军国主义复活很有必要，不过却不能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理性化，陷入情绪化只是政治浮躁的表现。当年中国军民遭遇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固然应首先谴责日军这一“兽性机器”，同时也要从中日两国军队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进行深入研究，这样才能使人了解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暴行的深层次原因，并对后人提供真正有益的启迪。

机密的命令

大屠杀暴行不能仅仅归咎于日军“军纪不严”，其背后代表了日本最高层的意旨

日本皇族在战后被美国承诺不予追究，导致真正的最大元凶和犯罪指使过程至今还被遮掩

1937年12月13日，是日军攻占当时中国首都南京的日子，屠城以此为标志全面展开，至少30万以上的中国军民在6个星期内遇难。如今，12月13日已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不过，人们在哀悼死难者时，也应该深入追究，这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暴行是如何发生的。

日军攻占南京后马上杀害全部俘虏，还在全城搜捕逃散的中国官兵，并对和平居民实施杀戮、抢劫和强奸。当时，日本当局得意地在其国内组织“提灯庆祝”，有关媒体还刊登了“百人斩”这种以杀人竞赛为乐的报道。不过随着中国方面的抗战更为顽强，以及国际舆论对日军在南京屠杀暴行的揭露，日本当局便开始讳言此事，甚至向侵华回国的官兵下达“钳口令”。

1945年8月15日，天皇广播所谓“终战诏书”即事实上接受投降当天，日本政府和军队便接到“销毁一切可能成为审判材料的文件”的命令，各地日军机关连续多日浓烟蔽日，暴行材料基本都被匆匆烧掉。尽管如此，1946年5月开始的东京审判中，法庭仍然从战时缴获、证人出庭、公开报刊和受害者控诉等方面获得大量无可辩驳的罪证，最终认定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并在判决时以保守估计认定遇害人数约为20万。

面对铁证如山的犯罪事实，当年日本高层一些人虽然也承认在南京有过“暴行”，却将其淡化并推卸责任。南京大屠杀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大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推说，攻城时他卧病在苏州，12月17日才到南京参加“入城式”。松井石根还假装慈悲地称，入城时才知道有杀戮和强奸行为，曾难过得流着眼泪召集各师团长说：“皇军的威望因士兵们的暴行而败坏殆尽。”法庭质问松井为何不制止时，他回答说派出过二十几个宪兵维持军纪，这明显是诡辩，同时也是把责任推给“士兵”。

侵华战争后期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在回忆录中称，1938年7月奉调赴华中任第11军司令官前，“在东京就对南京攻略战时的大暴行有所耳闻”。他在上海登岸后了解到，“攻略南京时，对数万市民的抢劫强奸等的大暴行确属事实”(注：这大大缩小了数字且并未提“屠杀”一词)。不过，冈村宁次也只把“暴行”发生归咎于“军纪”，并说“第一线部队以给养困难为名杀掉俘虏实有弊病”。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防卫厅组织旧军人编写的《支那事变陆军作战史》中有关攻占南京的一章中，更是轻描淡写地称日军在长江边射杀过部分俘虏，表示是因管束不力造成。

南京大屠杀难道仅是日本下级官兵“军纪”不严所造成吗?从暴行的规模可看出，进攻南京的日军为“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的6个师团并附2个独立旅团，连同后勤和支援兵力共约15万人(进城约8万人)，这些部队差不多都参与了屠杀。他们又是在同一时间将南京城内和外围抓到的战俘都予以杀害，后来发现的十几处集体屠杀场遇难者就有19万人(其中有战俘有平民)，这明显说明，杀戮是按命令有组织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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