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梅硐乡亲们的信中写到：“1935年，我同李桂红来到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你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贺黄二嫂分得了土地。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

离子踏征程

年底，李桂红生产了，在狭窄的夹墙里，群众抬了两个银柜镶在一起，垫上两床被子，就作为一张产床，“是个未婚的姑娘帮我生下了孩子”。李桂红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周化成的“剿匪”部队，为防泄漏消息，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乘夜把仅出生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国妻子用围腰帕抱走。由于胡治国夫妇没有生育，对外就说是捡个娃儿来养，胡治国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杨五娘来给孩子喂奶。叛徒对婴儿的来历始终怀疑，暗中加紧调查，胡治国恐长此下去危险，为保护红军的孩子，便举家迁到兴文县城，以开中药铺为生。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红与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离别骨肉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

50年后，采访过李桂红的宜宾地委党史办张新时说：“当我们去南京走访80岁的老红军李桂红的时候，她深情地回忆当年留在红军游击纵队的艰险岁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她……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她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农民，对川南怀着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叙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她已经失明的眼中充盈着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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