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省府

在川滇黔边区一带，两个女红军的名声很大。“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红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有人写诗赞颂：“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广大群众对女红军颇有好感。

虽然在“坳田坡”黄二嫂家扑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红有身孕，阚思颖是裹过小脚的，不会逃出梅硐，便加紧搜查。一天，梅硐赶场，一个老头在酒店里喝醉后说漏了嘴：“看见余老七(余承远)把两个女红军接走了。”消息被暗探获悉，迅速传到了梅硐乡镇府。梅硐乡长周极辉曾被梅硐游击队警告：不准与红军为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他得到乡丁报告后，大吃一惊，害怕脱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人来，然后扇了老头两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谣乱说。此事暂时过去了，但还是被别动队布置的暗探获得，并向省府密告长宁保安队无能。

长宁县长李鸣和受到上峰严责后，为了找一个替罪羊，随后将梅硐乡大队长余吉之捕到长宁县城，严责其侦查女红军的下落不力之过，并以“私通赤党罪”将其逮捕，解宜宾关押。余吉之是红军到梅硐后安插到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后来被叛徒告密，入狱一年，受尽酷刑。

此前，蒋介石对川南清剿“散匪”不力就大为光火，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训令》(治字第405号)就严责：“本委员长频年督剿，深知制有形之匪易，制无形之匪难……倘有匿匪不报，或通匪作恶者，定照匪盗论罪。本委员长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待)”。四川省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红，亦20余岁，任宣传工作……”现在，刘湘得悉在梅硐还有女红军活动的密报后大怒，省府急电：“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长宁、兴文，奉令转据探报阚姓女匪肆扰各情，令饬该县从速剿办，勿任滋蔓。”两县不敢殆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红军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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