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并没有急于破坏联络站，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抓住女红军，以消灭红军的意志，特别是招降红军纵队主要领导人余泽鸿。因此，敌人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这给区委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联络站还未暴露。敌人多次有目标的搜索，女红军不断遇险，使邓楷察觉了周思和的诡秘行动。“因为几天前邓楷发现周思和几次独自到梅硐场街附近转游，行动异常，对周有所警惕。”一天，邓楷与周思和夜宿联络站王树三家，周思和想趁机暗杀邓楷后离开梅硐公开叛逃，以得到敌人的更高奖赏。天快亮时，邓楷发觉周思和悄悄掏枪上弹，行动不轨，早有警惕的邓楷翻身起来，周思和对准邓楷开枪，由于心虚和慌乱，周思和手枪上的子弹未上膛，枪声未响。邓楷趁势提起被子反盖着周思和，两人展开搏斗。周思和年轻力大，挣脱邓楷破壁而逃(因是联络站用的内屋，后面竹壁未钉牢，以便情况紧急时从后面撤离)。涉河进入唐村坝斑竹林内躲藏。邓楷追至，见雾大林密，便折身回去，叫了游击队员王树三和刘春海一起追到兴文县周家沟，捉住了周思和。由于周思和是红军纵队派来的干部，区委将他押送到兴文周家沟“烂窖子”交给红军纵队司令部处理。周思和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纵队领导人考虑到他年轻，参加红军不久，可以教育改正，因此，给予他留队察看处分。但他贼心不死，一个月后乘夜逃脱，公开投敌，当上了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不久，邓楷遇袭，大腿受伤;红军梅硐游击队长余仲康被俘。

铁骨柔情

由于叛徒出卖，余承远被敌人暗地跟踪，余家附近不时有暗探出现。宜宾专员冷薰南在得到叛徒告密后专门致电长宁县长李鸣和：“(余泽鸿)确系共党中坚分子，现任该党川南特委，其族人众多，多与暗通声气，乃弟某又随时传递消息。又据投诚匪张书记称：余泽鸿之弟，虽不记其号名，但晤面仍可认识等语。据此，合行电仰该县长即便查明，分派暗探，将该余泽鸿族人及其弟某严令侦刺，务获究办，以遏乱源，是为重要。”女红军的行踪被敌人完全掌握。一天中午，驻扎在周家沟的川军郭勋祺部罗营长带了40余人扑向大窝沱，正在站岗放哨的梅硐妇女会副主任陈淑均发现后，立即叫人将即将生产的李桂红抬到夹墙里(又叫“地窨子”)。敌人刚到余泽鸿家的厂坝子，就被余家人拦住，因罗营长是当地人，又是余泽鸿么叔的学生，余家人赶紧做了4桌饭“招待”，敌人吃完后，罗营长收了4块银元就走了。

两天后的凌晨，天刚蒙蒙亮，又一支敌川军陈万仞5师根据“别动队”提供的情报和协查的要求，由曾排长带领敌军和长宁保安队向“大窝沱”包抄而来。山顶上的竹梆声急风骤雨般传来，两名女红军便迅速藏进夹墙里。县长李鸣和、侦缉员黄质文在向上的呈文中描述搜查余泽鸿家的情形时称：“会同全队拂晓时到达余叔皋(余泽鸿父亲)家附近，即令一分队由高处抄围后方，甘中队长从余宅前方包围，与后方取得联络，以备不虞。至余宅时，当嘱余叔皋将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厂坝，即令不许擅自行动，由叔皋执亮引导各室挨次检查……”余承远见敌人来了，急中生智，将一张女人的围腰帕拴在身上去厨房帮厨，对敌人说是帮厨的“王伙二”。敌人在余家翻箱倒柜，损坏财物，同时，对余泽鸿父母及“王伙二”等余家10余人进行捆绑吊打，“拷问老幼，威骇备至，家庭受惊不小”，“敌人把机枪架在屋檐下叫嚣，如不说出女红军的下落就用机枪扫射”。因只有“王伙二”是青壮年，敌人将刺刀架在他的颈上，并划了一刀，鲜血顿时往下直流。曾排长逼问他：杀了多少鸡给女红军吃……已有9个月身孕的陈淑均被捆在屋檐柱上，余叔皋和“王伙二”脸上被打得鲜血直流，但他们坚贞不屈。

由于敌军是外地人，不知道当地一些农家在屋内修建有“地窨子”。“地窨子”是人们为防止山林土匪的偷袭而专门修的一个夹墙，外面有一道暗门，从暗门进去后有几平方米的平地可供躲藏，同时，又可从梯子上去，进入一个类似遂道的暗道通向其它屋内，暗道把整个屋子串联起来，四通八达。一遇紧急情况，住户的主要人员和重要财物就藏进“地窨子”。李桂红、阚思颖在夹墙里听到敌人的打骂声、小孩的哭声，心如刀绞，决心冲出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救出乡亲们。刚一走出夹墙，被余泽鸿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门闩，苦苦劝阻，李耀岐说：如果你们被抓，余泽鸿三哥回来我们无法向他交待;余泽鸿祖母说：你们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李桂红的心。李桂红深知余泽鸿一生的曲折、艰辛：1931年6月，由于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余泽鸿与爱人立即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他们将只有3岁的女儿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寄养在亲戚家，乱世之年，现在已4年没有音讯，不知儿女漂泊何方;前妻吴静焘也在中央苏区被敌人杀害，余泽鸿常常流露出对儿女的思念。李桂红想，此时余泽鸿正率领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生死未卜，不能再让他失去这个孩子。因此，强忍心中的怒火，退进了夹墙。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用“坚强无比”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李桂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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