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下藏身

黄二嫂家被查，使区委十分震惊。两名女红军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坳田坡的，为什么敌人很快就来搜查?区委书记邓楷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自从王逸涛叛变后，邓楷就一直在思索区委内部是否有王逸涛留下的情报人员，邓楷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身边的人员，特别是知道梅硐桂花坪王树三家秘密联络站的几个人员。

在岩洞里，女红军不断回忆着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身边工作时的情景，想念着正在与敌人拼杀的战友。电视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泽东指着“那个像棺材一样的东西”，问身边的一个女红军是什么?女红军告诉毛泽东：“照肺用的仪器，宁都暴动时带来的”。毛泽东问：“你们就一直抬着它?”女红军点点头，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扔掉它，轻装前进。”这个剧情中女红军的真实原型就是时任苏区政府卫生部担架连指导员的李桂红。伟人的谆谆教诲和信任的目光，在女红军的脑海里萦绕，战友、亲人的脸庞在眼前浮现，让两名女红军忘记了山上的寒冷、寂寞和危险。晚上回到群众家里时，她们不忘摘上几朵红妍妍的杜鹃花带去，这是女红军唯一能送给群众，表达谢意的“礼物”。以后，“红杜鹃”就成了乡亲们谈论女红军的暗语。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红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办?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大量的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窝沱”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窝沱”的一座大山腰上，周围竹林茂密，山路崎岖，便于隐藏，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群众只称李桂红为“高脚四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的短头发，将长发剪掉。

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余泽鸿就已通过亲属关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员进入乡镇府和乡保安队。余泽鸿以川南特委的名义写信给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要求他认清形势，不要与红军为敌，袁虹桥深受感动，暗中支持红军。游击队员被捕时，他都尽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红军时，他以“红军枪械精良可畏”为借口后撤;红军需要安插人员进乡、保政权时，他极力推荐。因此，敌军活动情况，梅硐区委也掌握不少。“坳田坡”遇险后，梅硐区委通过内线得知敌别动队为了抓住女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召开了各保、甲长会议，传达省府指令：“电令各县县长，为奉督办刘(湘)电，转饬匪区各县长切实编联保甲，清查户口，肃清散匪，以清地方。”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线，跟踪梅硐妇女会干部和梅硐游击队队员。区委得此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由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在山上设哨棚，名为加强对红军的“防守”，实为掩护区委和女红军的活动。王树三在“在青杠顶、灯草坳等高处设立哨棚，每个哨棚配有竹梆和小锣，找可靠人看守，发现敌情就敲竹梆，平安无事就打小锣。”竹梆声一山传一山，这样女红军就有时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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