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天，张幼仪来看徐志摩。当她乘着船满怀希望地到达法国马赛港时，一眼从人群中认出穿着黑色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的徐志摩。“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张幼仪的心立刻凉了一大截。

张幼仪初到欧洲，和徐志摩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徐志摩由于荒废学业和兴趣转移，在英国朋友狄更生的帮助下，从伦敦大学转到康桥(近建桥)大学，夫妻二人因此搬到离大学6英里的小镇沙士顿。

张幼仪本以为自己出国后可以重拾因结婚生子而中断的学业，没想到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买东西、洗衣服、打扫房间、准备一日三餐。挥霍无度的徐志摩，只从徐申如寄来的支票中拿出很少一部分，交给她维持家用。

1921年9月的一天早晨，徐志摩告诉张幼仪，他的一位女朋友当天来访。张幼仪误以为是徐志摩喜欢上的人，事实上那个女孩是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即将回国的27岁的袁昌英。

在张幼仪的记忆里，袁昌英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在穿着丝袜的两条腿下，竟是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徐志摩把袁昌英送走后，张幼仪评价说：“呃，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徐志摩身子一转，失态地尖叫道：“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一周后，徐志摩突然从家中消失，留下怀孕的妻子独守空房。两人的婚姻生活至此走到尽头，张幼仪觉得自己像是一把被遗弃的“秋天的扇子”。

看着他避之唯恐不及地逃离，你会以为她是多么不堪的女子，可是，恰恰相反，在这段婚姻中，他才是真正高攀的那个。

她家世显赫，兄弟姐妹十二人。二哥张嘉森在日本留学时与梁启超结为挚友，回国后担任《时事新报》总编，还是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和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四哥张公权二十八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是上海金融界的实力派。

为了让她嫁得风光体面，在夫家获得足够的地位与重视，她的娘家人用心良苦，特地派人去欧洲采办嫁妆，陪嫁丰厚得令人咋舌，光是家具就多到连一节火车车厢都塞不下，是她神通广大的六哥安排驳船从上海送到海宁硖石。

至于他，不过是硖石首富徐申如的儿子，想拜梁启超为师，还要通过显贵的大舅子牵线搭桥。

可惜，所有的努力都无法让他爱她，哪怕只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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