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失望：他只钟情脚下的那片土地

张作霖和日本打交道一共24年，以1916年张作霖执掌奉天为界，前后分为两个不同阶段，恰好每个阶段各12年。前12年，张作霖对日本以巴结、逢迎为主，日本对张作霖以观察、考验为主;后12年，主要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日本对张作霖主要是控制与索取，张作霖对日本则主要是摆脱与抵制。张作霖对日本的控制和贪婪地索取逐渐由忍耐走向反抗，日本对张作霖的摆脱与抵制则逐渐由希望走向失望。

没有希望也就没有失望。日本最希望什么?希望从张作霖手里得到更多的土地商租权、铁路控制权;希望他只买日本的军火、只聘日本顾问;希望他割断与中央的联系，实行满蒙独立……土地、铁路、军火、顾问、独立，是日本最想要的，可张作霖只钟情他脚下的那片土地，这五样，张作霖一样都没有给，令日本大失所望。

五、到手的“三权”被废了，日本人哑巴吃黄连

日本依据“二十一条”附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攫取了在“南满”及东蒙的土地商租权、杂居权、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权。这“三权”，说白了就是日本一点一点蚕食、一块块吞并、化整为零、分步推进、不显山不露水、缓慢而实际、和平而险恶、用非军事手段占领东北的关键步骤之一，它比武装占领更阴险。张作霖对此严重性了如指掌，但要阻止这种和平占领，难度极大。一是日本决心大，不会轻易放弃;二是有两国中央政府的法律条文作为依据，很难找到拒绝的理由;三是不易引起其他国家的注意，不可能借力打力;四是有的中国土地所有者为贪图租金之小利，不顾国家利益愿意租让。上有中央政府条约，下有地主配合，外无力量可借，内少可拒之理，张作霖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欲阻止日本的和平占领，难度可想而知。

张作霖就是张作霖，他采取建议中央与日本交涉、总体不否具体否、密令否明令等一系列手段，硬是顶住了压力，使日本和平占领东北的阴谋，处处受阻，终归破产。

牵着中央鼻子走。张作霖发现奉天太平寺和尚擅自将寺产租给了日本人。张作霖立即致电北京国务院，要求中央政府与日本政府定明，有民国执照的方可出租，其他租照、地册及一切不正当之契约均归无效。此招等于釜底抽薪，甚是厉害。因为国有土地，包括矿山、森林、草原等，私人不可能有执照。另外，多数地方还没来得及颁发执照，有民国执照者寥寥无几。这就等于在法律上保证了东北绝大部分土地不可能被蚕食。北洋政府也看明白了张作霖此条建议所隐藏的玄机，大加赞赏，称其为“正本清源之法”。但张作霖觉得上述措施仍然不够彻底，再次致电北洋政府外交部：“请将前电验明民国执照一语删除，暂定为‘日人商租须在该产坐落地方报明县知事，查无纠葛，始准立契’。”这样一来，把唯一可能以民国执照出租土地的路也堵上了大半，“报明”官府，官府就有了控制权，查无纠葛，谁查?自然是官府去查?中国的私人土地哪块查不出来“纠葛”?有无纠葛，谁来认定?自然都是张作霖控制下的地方政府。这样，中央给予日本的“三权”，张通过两次建议，两次釜底抽薪，将“三权”控制在了自己手里。

总体承认具体否。中央签订了“二十一条”，张作霖作为政府官员无权废止，但为保住土地不被日本人占领，只能在法理层面进行抵制。张作霖组织法律专家制定了一系列地方规章，以“小法”对“大法”。如《租用地亩规则》规定：“下列土地不得租用：所有权未定者，依法禁止耕种或建筑者，荒地和未经查报登记者，与林地纠葛未经勘定者，买卖不明或盗典盗押者，若有土地租佃关系发生，中国地方官署有权令其解约”。总体上没有拒绝中央的条约，实际上予以具体否定。

重拳惩治出租者。张作霖执掌奉天后，日本不断向其施压，要求兑现“二十一条”中涉及东北的各项条款。张作霖一方面与日本虚与委蛇，一方面下达禁止和限制日本的训令。鉴于与日本的微妙关系，张作霖所发训令，都以秘密训令的形式下发。如1917年底，张发出训令：“本省长根据奉天省议会决议，训令省内各县转令各地方，自明年1月1日起，人民商贾等不得将土地私租与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证据为抵押，向外人私自借款。否则，上述行为一经发现，将以盗卖国土罪及私借外债罪论处。”在中国还有比“卖国”更重的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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