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遗教大于一切?

《约法》制定之争，1930年底即已出现白热化状态。国民党中央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给了斗争双方博弈的舞台。

1930年10月，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已无悬念，连在东北的张学良也已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和平在即，汪精卫此前提出四项主张，除了第四项是肃清长江流域的共产党”外，其前三项分别为：开国民会议，重开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颁订约法。10月27日发表文章《约法之必要》更进一步表示，要用宪法限制政府对于人民的干涉水平。宪法在训政时期的表示形式即是约法。汪精卫非难的主要对象，既包括掌握枪杆子的蒋介石，也包括“以党治国”提倡者胡汉民。

汪精卫的行为，很容易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联系在一起。但在党外，工商团体和学者一年多前即已呼吁尽速制定约法，用以限制党权，维护人权。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胡适1929年发表的人权与约法》

针对汪精卫等人的主张，蒋介石做出较正面的回应，表示进行“政治之刷新”之决心，约法的制定提上日程。关于是否制定《约法》国民党内诸多大佬都曾有过立场反复。但胡汉民对此的反应一直是强烈反对。国民党中枢，胡汉民大概是最能搞偶像崇拜的人，开口开口“总理遗教”将其当作衡量一切的真理。10月6日在立法院纪念周中讲话称，要求制定约法是胡闹”因为总理临终的遗嘱，明白要我大家‘务须依照予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且已议决将总理所著的这种主要遗教定位效力等于约法的根本大法，如果于此之外要有所谓约法，那岂不是要把总理的遗教，一起搁开，另寻一个所谓的约法出来吗?

胡汉民反对的理由比拟有趣，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扣大帽子、强词夺理。但在当时，党内大佬颇有类似主张者，譬如吴稚晖，也认为颁订约法没有必要。但在蒋介石有制定约法意图后，立场陡变，转为强烈支持。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与李石曾甚至就此与胡汉民发生激烈争吵。

胡汉民以孙中山遗著的阐释人自居，国民党僵化的意识形态中，凭借资历和三寸不烂之舌，常令政治对手末如之何。因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三届四中全会未能就制定约法做出明确决议。

台湾蒋永敬在1981年版的胡汉民年谱》中称，展堂先生(胡汉民)并非根本反对约法，而是不赞成马上有约法或宪法。其理由是真的人民的要求，希望我能实行建设，减少些苛捐杂税，摧毁军阀暴力，努力把交通、农业、工商业等充沛发展起来，使人民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渐次解决，人民的希望便满足了认为有了约法而不能行，或行而枉之，只于人民有害，不会于人民有益。展堂先生之意，显然是根据过去的护法经验而来。惟平情论之，训政时期颁订约法，既合国父的遗教;而且此时由中国国民党执政，过去毁法乱法的军阀，已为国民革命的力量所击破，此时与国民相约，施行约法，不只无碍于经济及政治的建设，且可借约法号召，获得广大国民的支持，使反抗者无所借口，使建设工作更加顺利。何况这时党内同志，既多倾向于约法的颁订，展堂先生如能稍示容纳，或可防止不用要的政治风波。此不只为展堂先生之幸，尤为国家之幸。

蒋永敬试图善意理解胡汉民何以反对约法，但仍无法给予他这一行为以正面评价。反倒是大陆的局部胡汉民传记作者，表扬胡汉民的反约法行为。譬如须力求在胡汉民评传》中这样表示：胡汉民)坚决反对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认为蒋介石热衷于制定约法，无非想借约法爬上总统宝座，做有法律依据的独裁统治者。这个阴谋如果实现，蒋与袁世凯就没有什么区别，这就违反了协助蒋的初衷，因而一再发表反对制定约法的言论。

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有关约法的斗争仍在继续。这最终促使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以非法手段将其软禁。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