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圆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期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在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也就是说：

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64万元、2009年328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9000多元、2009年人民币近2万元。

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75万元、2009年3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4万多元、2009年3万元。

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26万元、2009年452万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万元、2009年4万元左右。

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8733圆，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

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

钱，是他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

鲁迅的收入，除了足以保证全家(包括母亲等)的中等水平生活费以外，还有富余;他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45多万元、2009年90多万元人民币，占其总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

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鲁迅一生的经济账目，才睁开眼睛看清：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

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灯光下，透过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银钱账目的算草，我解读了鲁迅和钱的纽带。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两次按照《鲁迅日记》和相关资料做了反复验算核实，得出了大致准确的数据。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

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有平均每年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34万元、每月人民币2万—4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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