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职能扩大，更多的参与经济活动。进奏院的任务已不仅限于接待、传达、沟通，虽然没有详细的材料，但只鳞片爪也能看出些端倪。最早的汇票——飞钱，就是进奏院为方便本地商人进京交易而开展的业务。当时交易量很大，携带金属货币非常不便，又因金属货币紧缺，朝廷严格限制铜的流通，于是进奏院就开展了一项创造历史的业务——“便换”。具体做法是：各地商人到京后将货币交到本地进奏院，领取凭证，回乡或到各地都可凭此证券在相关机构兑换现金。史称：“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不少富家也从事这项业务。虽然还只是汇票性质，但纸币的雏形已追溯至“飞钱”。当时中央政府希望控制货币流通和贮藏，于是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中央财政部)“飞钱”，但商人竟然“无至者”。宋太祖沿用飞钱法，鼓励各地商人运钱进京到本地驻京机构“便换”，对京城的商品交易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进奏院对拉动京城的消费、活跃市场起了不少作用

众多的进奏院，对拉动京城的消费、活跃市场起了不少作用。房地产业、餐饮娱乐业及各类服务业受益最为显著。进奏院需要选址买房，又通过便换业务替藩镇在京城积蓄了大量货币，有的多达数十万贯，于是藩帅们竞相在京城购置房地产，推高了京城的房价。宋人宋敏求所撰《长安志》一书，记述了很多唐朝藩帅在京师购置的宅子。

进奏院大多集中在长安东城偏北的崇仁坊和平康坊，这两坊离尚书都省(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和政治中心——大明宫较近，又邻近东市(两大市场之一)，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住宅也大多选在这一带。因此，既是政治中心圈又是商业繁华区。虽然长安有宵禁的规定，但这两坊却因商业和娱乐业的兴盛，“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每天车水马龙，“遂倾两市”。再加上平康坊是隶属教坊(管理倡优、教授歌舞的官署)的妓女聚居处，往往成为赴京举子、新第进士、京都侠少、地方幕职官吏的流连之所。两坊的红火与进奏院也有很大关系，迎来送往，推高人气。进奏官由于是常驻，那些年稍长而色未衰的妓女，大部分被这些“邸将”包养，有的是名正言顺的“外室”，有的没有名分，只是“私蓄侍寝者”，还有的索性跟随卸任的邸将“衣锦还乡”。中央对官吏的种种限制，主要是针对在京任职的官员，驻京办反倒是一块“自由的沃土”。

唐代进奏院异常活跃，宋以后直至清末这种态势都不曾再现

唐朝后期，藩镇坐大，皇权式微，进奏官也仗着本镇的强势而气焰嚣张，往往成为藩镇向朝廷邀功的代言人。如卢龙节度使杨志诚从检校工部尚书升迁为检校吏部尚书，相当于从建设部部长转迁为人事部部长，杨志诚的进奏官徐迪居然到宰相处抗议，威胁说：我们只知道尚书改仆射(相当国务院总理级别)是升迁，不知道工部改吏部算什么，如果使臣来进奏院宣布任命诏敕，恐怕进得来出不去。这般嚣张，而宰相却无可奈何。威胁未达目的，杨志诚公然退还了朝廷颁发的委任状和随赐物品，扣留使者，皇帝只好再派使臣将总理级别的右仆射授予他。

不过，当朝廷决定讨伐某些叛逆的藩镇时，进奏官也就成了朝廷向藩镇示威的替罪羊，或严加监管，或借机处罚。可见，进奏院是藩镇与中央博弈的重要棋子，其兴衰起伏正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写照。进奏院到宋朝又为之一变。宋太祖深知藩镇对中央集权的危害，演了一出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消除了地方坐大的隐患。进奏院仍然存在，但已经变为隶属中央的机构，进奏官的任免也逐渐归属中央。宋代以后，历朝统治者都更加重视加强中央集权，藩镇势力恶性膨胀的局面也退出历史舞台，进奏院依藩镇而托大、在京城异常活跃的场景，直至清朝末年都不曾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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