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出了人命均征烧埋银

元代以前，中国法律对犯罪被害人的利益及保护没有专门的规定，皇帝和官员关心的主要是惩罚犯罪。虽然法律上也出现过要求“过失杀人”者给付死者之家丧葬之费的规定，但其立法本意并非是为被害人利益，而且数量甚少，不成系统。只有元代出现的烧埋银制度，才是真正的人命赔偿制度。

烧埋银制度不仅仅是赔偿丧葬费，征收烧埋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被害人的生命权遭到了侵害。其征收与否跟杀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刑罚是轻还是重，均没有关系。只要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就征收烧埋银。反之，如果杀人未遂，或者并非对生命的非法剥夺，杀死的是“应捕杀恶逆之人”，则不征烧埋银。

元代法律区分犯罪的具体情况，《元典章》列举了八种情况“误杀”，均属于征烧埋银的犯罪：“牛驾车碾死人”、“车误碾死人”、“因公惊死人”、“急走车辆碾死人”、“月黑走马撞死人”、“走马误撞死人”、“因斗误杀旁人”、“持刃误杀旁人”。又如“杀死奸夫奸妇”犯罪，有征与不征两种情况，《元典章》分别列举如下：“旁人杀死奸夫”、“夫非奸所杀死奸人”、“夫打死强奸未成人”，杖一百七，不征烧埋银;“夫奸所杀死奸夫或奸妇”，无罪，但须征烧埋银。

除个别情况外，只要出了人命均征烧埋银。无论蒙古人杀死汉人、官员杀死贫民，还是汉人杀死蒙古人、驱口杀死娼妓，良人杀死奴隶，都要征收烧埋银。医疗事故、嫌犯在拘押期间被刑讯致死等情况，均亦需征收烧埋银。这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法律还保证家属对烧埋银完整的所有权。被害人亲属是唯一的受益者。官府不能有任何染指。

法律上还作了一些免征的规定，对一些情有可原或没有必要的情况，免征烧埋银。如被害者身份卑贱(“有罪驱”、“无罪驱”、“同驱”、“放良年限未满年驱”和“为伴娼女”)，虽不免罪，但免征烧埋银。杀死同居亲属或奴婢杀主，征收烧埋银没有意义，虽不免罪，但免征烧埋银。为鼓励和保护正当防卫，打击犯罪，法律还规定“杀死贼人”，不但免罪，而且免征烧埋银。

官府是当时司法的主体，对于烧埋银的顺利征收至关重要。法律赋予官府以重要的责任。如果“被杀之人或家住他所，官征烧埋银移本籍，得其家属给之”。还有一种官府支付的情况：“诸斗殴杀人，应征烧埋银，而犯人贫窭，不能出备，并其余亲属无应征之人，官与支给”。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奴仆、疯病之人等)的杀人犯罪，法律规定由其监护人负责交纳烧埋银。如元朝私家奴仆众多，法律明确规定：“诸庸作殴伤人命，征烧埋银，不及庸作之家”;“诸奴殴人致死，犯在主家，于本主征烧埋银，不犯在主家，烧埋银无可征者，不征于其主”。

烧埋银制度很人道

《元史·刑法志》中所载之元代五刑，为“笞、杖、流、徒、死”，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的刑法并无二致，五刑是司法中之主刑。烧埋银制度是附加于主刑之上的刑罚，“诸杀人者死，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具有附加刑和赔偿性质。一如现代司法制度中所谓“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

纵观《元史·刑法志四·杀伤》篇目所罗列之具体罪名中，凡属人命案者，均需征收烧埋银，且对征收对象，并无民族身份之特殊规定。

《元史·刑法志四·杀伤》所规定的第一条“诸杀人者死”，不容置疑。还有一条规定：“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曾经引起歧义。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前者是针对谋杀，后者是针对失手杀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也就是说，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首先事出有因，争执、醉酒;其次殴打致死。这一界定，与“诸杀人者死”并无冲突。或者说，这一规定，实际上指的并非是“故意杀人罪”，而是“伤害致死罪”。如果蒙古人故意杀死汉人，那么依照元代法律，亦属于死刑，而非判处充军就能了事。当然烧埋银必须征收。

而元代法律中公然偏袒蒙古人，也是不争的事实，“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有司”，就证明了蒙汉两族在元代法律体系中的不平等性。那么在司法实践中，“乘醉杀人”也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些蒙古人减轻罪责之护身符，因为“如争执、醉酒”等情形，不好界定。

元代的烧埋银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被害赔偿法律制度。中国封建朝代历史上，一向缺少对犯罪被害人家属的法律保护。皇帝和官员关心的是犯罪的惩治和教化的实行。翻翻二十四史刑法志里，基本上每一页少不了的都是对犯罪分子的宽恕和人道，监狱环境好坏，用刑轻重，无不在汉唐等明主的考虑之中。每逢新皇帝登基，免不了大赦天下，有时连死囚都能保命。然而就是没有几个人关心被害人家属的状况。而元朝的烧埋银制度背后的法律规定是杀人者死，并向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五十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大元帝国的蒙古人谁能肆无忌惮杀汉人?

更重要的是，对被害人来说，烧埋银制度可谓是“良法美意”。不但使得对罪犯的刑事处罚达成了报仇雪恨的心愿，精神上得到了安慰，由于亲人死去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

烧埋银制度很有人道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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