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替罪羊

“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曾协助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击，被骂为“丁鬼奴”。而且，醇郡王奕譞等一群权要纷纷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教、惩处媚外官员。困局由洋务派官员解开，但顽固派却得到一种“道义上的力量”，使洋务派在舆论上反成为国家、王朝的罪人。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决定是由她拍板的，而且她后来也急于议结，但又要保持自己“重民意”、“惜民气”的“清议”，所以要“解铃人”承担责任，成为她的替罪羊。丁日昌曾感叹为朝廷办事的困难：“局外之人”不知“局中人”的艰难，自然容易附和不着边际的高论，而一旦事情失控，与列强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只会空谈的人不仅不承担祸责，“反得力持清议之名。”

朝廷这种“两手策略”相当危险。官员往往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各取所需”。对亟须和平稳定环境才有自强机会甚至生存机会的清政府来说，维持局面的平稳至关重要。但有些官员却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想尽量“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而一旦民众情绪被动员起来，便很难控制。而且，一些顽固派官员更从自己的“集团私利”出发，屡屡以激发民众的“爱国激情”作为与洋务派争权夺利的手段。他们以此方法使自己占据“道德高地”，而置洋务派于“妥协”、“卖国”、万众唾骂的“道德劣势”，以达削弱对手权势、壮大自己实力的目的。质朴的民众确实很难想到，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有可能成为清政府内部政争中为人所用的工具。不过，顽固派的豪言壮语并不能真正治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误国空谈。所以，此时主张焚教堂、掳洋货、杀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譞，一些年后成为军国大政主要决策者之一的醇亲王时，便不能不渐渐转而支持洋务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员一开始就澄清谣传，而不是纵容、默许甚至煽动由谣传引起的民众愤怒情绪，事态很难发展到这种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国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众的愤怒无疑是正义的，然而越是正义，也越容易过激。正义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众情绪、行为将更趋极端。“极端”必然引起严重后果，清政府终将对外谈判、妥协，此时便要控制、甚至镇压失控的民众。如此一来，民众则又把矛头对准清政府，认为它软弱、无能、投降，甚至指其卖国。

     虽然骂的是曾国藩等具体经办官员，但何尝又不是针对整个“清政府”的?如此一次又一次，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这本是清政府应该而且能够避免的悲剧。而民众，似乎总是忘记清政府终归是要“议结”的，它首先牺牲的当然是民众，而对本应承担最大责任的那些煽风点火的官员，则是尽可能保护。这种悲剧，民众可真不应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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