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等一行92人来到中国。英国使团的使命是“交使通商”，乾隆帝却以为是来向他进贡祝寿的，旨称英使为“贡使”、礼品为“贡品”，并在其车船上插着“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子。马戛尔尼等在北京圆明园稍事休息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83岁寿辰庆典。途经万里长城，马戛尔尼等颇为震惊和钦佩。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的万寿庆典上，英使会见乾隆帝的礼仪成为争论的焦点。清朝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礼——“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下跪表示英国的“归降”;马戛尔尼只同意行单膝跪礼。马戛尔尼,递交了英王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的表文，要求英国派代表常驻北京。

       乾隆帝认为：此不合天朝体制，断不可行。马戛尔尼还要求：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买卖货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存放货物等。乾隆向英王发出回书，对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条批驳，断然拒绝。这标志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失败。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是为第四次。

第五次，嘉庆朝，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再遭拒绝，从而使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的机会。

在嘉庆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嘉庆帝以“蕞尔小国”，前来“输诚”，而“勉从其请”。这次还是因为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降旨：“该贡史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一一发还。”使英国使臣被驱逐出境。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和吸纳的机会。是为第五次。

第六次，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但不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却继续封闭，狂妄自大。

在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封闭，狂妄自大。本来应当在鸦片战争后，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然而，道光皇帝以穿带补丁的裤子显示节俭，捡芝麻而丢西瓜，拒不汲取教训，拒绝改革图新。是为第六次。

第七次，同治朝，恭亲王奕欣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但不久却遭节制，致使同治新政夭折，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

在同治朝，恭亲王奕欣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引进新机器，创办新工厂，开始有了一股维新图强的新鲜空气，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江宁克复”，第二年就对奕欣“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后命奕讠斤“仍在内廷行走”，只让做事，不给职权。七年，捻军威逼京畿，又命奕讠斤节制各路大军。同治亲政，奕讠斤“降郡王”。奕欣的军机大臣三任三罢，同治新政夭折。后以剪辫子等理由调回留美学生。日本恰在同年实行“明治维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是为第七次。

第八次，在光绪朝，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

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历史给清朝最后一次图强维新的机会。然而，慈禧集团以权力与恩怨为重，以社稷与民意为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是为第八次。

在分析清朝历史上的八次历史机遇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看到：清朝同中国历史上其它皇朝所处时代不同。其时，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已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日本、俄国也经过变革而逐渐强大。清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当然，清朝也做过一些改革，但对其基本制度——皇位继承制度、八旗制度等没有做实质性的改革，却是以不变应万变。《清史稿》论曰：大清帝国“因循废堕，可谓极矣!”清朝皇室，自残自戕，堵塞鼎新道路，错过维新机会。宣统初，清政府虽曾想做一点改良，但为时已晚。革命派已经对清朝的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辛亥革命将冥顽不化的清帝赶下历史舞台。

清朝鼎新的八次机遇之历史给人们以启示——历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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