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官员买妾，还要从官库里支钱。明代御史宋准到金华办案，回京时买了一妾，竟巧立名目向金华府支取了一百两银子，远远超过买妾所用，已是公开敲诈贪污。有的著名清官也公开买妾。以执法刚正著名的海瑞，多次弃妻再娶并买妾，他年过花甲，又买了两个年轻的妾，妻妾争宠，导致两妾同日自缢。

元、明、清关于处罚买卖妻女的法令，也反映了买妾的盛行和拐卖妇女的猖狂。元律规定，本夫得到奸夫钱财而将妻休弃，让奸夫娶去，即明休暗卖，本夫奸夫均受刑杖，妻仍归本夫。明、清律均规定，对于“卖休”、“买休”(明休暗卖)的买卖双方及被卖妇女，均处杖刑，女遣归娘家;债权人令债务人以妻抵债，也受杖刑，如属强夺，罪加一等。地主、高利贷者等“债权人”逼欠债者以妻女抵债的现象，野史笔记都有大量记载。明、清律又规定，妻子与人通奸，逼使本夫休妻，妻趁此与奸夫成婚，奸夫受杖刑，妻子则断归本夫，听凭本夫定价出卖。

这样，卖妻又合法了，而且很难避免在这个法律掩盖下进行“卖休”、“买休”的犯罪活动。由于法律只处罚卖妻和买人之妻者，而不禁止买卖丫头婢仆，有人就钻这个空子，收买幼女，待价而沽。

据《清稗类钞·奴婢类》说，明、清时代的岭南，不少人靠此暴富。他们利用灾荒廉价收买幼女，甚至假装行善收养幼女，对她们进行烹饪、刺绣、识字、记账等技能的挨训，待她们长成少女，就根据她们的长相、技能寻找买主，俊俏的卖给官员或商人做妾，差一点的卖入妓院或私人戏班，平庸的作为婢仆出卖，人才出众的可以卖上千两银子，有些破落户靠此使家门再兴。

在《红楼梦》中，贾府的那批少女伶人，就是从江南采买的。每遇大灾荒，更是各地都有插草标卖妻女的惨象。被买做丫头婢仆的，有不少又变为主人的妾。《金瓶梅》中的孙雪娥，就是由灶上婢变成西门庆的贱妾;《红楼梦》中的袭人等一批贾府丫头，分别成了主人的妾。从买丫环婢仆到从中拣选做妾，可以说是买妾的一种过渡方式。

从卖女到卖妾之间，还有另一种常见的中间环节，就是妓院。

妓院买入的女性，虽然是为了利用她们接客赚钱，如果嫖客肯出足够的价钱使某妓女从良为妾，不但妓院老板肯做这种生意，妓女本身也认为是跳出火坑的良机。风流士大夫、富家子迷上名妓之后，也常常不惜重金，赎买她们做妾。仅据《宋艳》、《青楼集》和《清泥莲花记》等妓女野史记述，唐以来的众多名妓，几乎都从良做妾。

这种情况，也是历代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

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在京城红极一时的妓女，“老大嫁做商人妇”，实际上只是外妇，不能入正室，只好在商人贩茶时独守空船。元杂剧《货郎担》中那个骗嫁两人的妓女，娶者家中都有正妻。明代拟话本《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的妓女苏三(玉堂春)，尽管为宦门子王景隆(京剧易名王金龙)破身，仍对他一片忠贞，为他而被变卖、陷冤狱，但到最后与王团圆，仍然只能做妾。只有连娶妻都困难的卖油郎，与妓女花魁娘子相识以后，才能形成夫妻关系。这正是封建礼教对妓女和妾的歧视。

直到明清时期，达官显贵和风流士子，仍然常用妓女充实自己的侍妾队伍，钱谦益的柳如是、侯方域的李香君、吴三桂的陈圆圆、洪钧的傅彩云、张之万的“花状元”，都是来自妓院的名妾。

像贾琏那样用“娶”的方式纳妾，是很值得玩味的，除了花钱之外，还有连骗带哄的特点。在《儒林外史》第四十回里，有个故事比贾琏的行径还要下作，简直就是公开的骗了。

说有个穷书生的女儿叫沈琼枝，经父亲与扬州盐商宋爱富订了做正室的婚约，然后沈琼枝被一乘小轿抬入沈家，不见张灯结彩，“新郎”也不出迎，径直送入花园中的小院，她就知道上了当。沈父在旅店等候参加婚礼，宋家却送他五百两银子，打发他走，他立即大叫：“不好了，他分明拿我女儿做妾”，立即去打官司。这里的正式婚书，只是一个骗局。

可见，贾琏偷娶尤二姐，本质上还是买，花了不少钱不说，还得供养尤二姐的老娘和尤三姐的部分开销。如此这般兴师动众的摆排场、行“六礼”、违礼制，不过是贾琏和贾珍父子玩的安抚尤母及尤二姐的把戏，稍微给了尤家一点体面，以实现对尤氏母女的廉价控制，从而满足他们的淫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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