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编辑与作者

当时的新青年社，是由6个人轮流编辑的。

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

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2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1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还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

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他的哥哥钱询，做过意大利公使。钱玄同很怕他的哥哥。这个在外面一向主张很激的人，然而见到了哥哥，却一点也不激烈了。他当时主张废姓、主张废汉字，因此大家更觉得这种主张可怕，而更觉得钱玄同是同疯子一样。

沈尹默也是一个编辑，但是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他不做文章，也不会做。但是因为他常做的白话诗，而胡适之赞赏他的诗做得好，所以也就成为新青年6大编辑之一。

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罗家伦觉得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的能得简，且没有综括的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只是因为他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所以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第六位编辑是刘半农，当时大家对于他不很重视，乃是一种实在情形。以后北京大学派他到法国研究音韵，学对于他乃是一种很大的帮助。

《新青年》除了6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

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

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

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即蔡元培）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

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申叔）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

黄季刚（侃）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说钱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

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的时候，要在他家祠堂的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12月是可以得翰林的，可8月间便是辛亥革命了。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是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了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罗家伦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罗家伦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的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

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

“群言堂”与“饱无堂”

《新青年》诞生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人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后来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

当时，北大的学生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他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罗家伦3个人，尤其喜欢买外国书。大学的图书馆，对于新书的设备比以前也好些。大家见面的时候，便讨论着自己所读的书籍。而回去的时候，便去看书或写信给日本丸善书社(代收西书的书店)去定买外国书。

除了早晚在宿舍里面常常争一个不平以外，还有两个地方是他们聚合的场所，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的国文教员休息室，如钱玄同等人，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楼的图书馆主任室(即李大钊的办公室)。在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大家到来大家就辩，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

大约每天到了下午3点以后，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群言堂”(取“群居终日言不及”之义)，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一层楼那座房子，则称之为“饱无堂”(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义)，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

这两个房子里面，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谈天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的观念。有时候从饱无堂出来走到群言堂，或者从群言堂出来走到饱无堂，总以讨论尽兴为止。

饱无堂还有一种好处，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来时，他们可以首先看到，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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