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抨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的人物，虽然以教授为主体，但是也有许多学生时常光临。至于天天在那里的，恐怕只有罗家伦和傅孟真(斯年)两个人，因为新潮社和饱无堂只隔着两个房间。

学生界的思想，在那时也有一个剧烈的变动。最初的北大学生们，看外国书的便比较多起来了。傅孟真和罗家伦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去向日本丸善书社报效一点款子的。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而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

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而俞平伯、汪敬熙和罗家伦，都是他俩房间里的不速之客。他们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由此可见，北大当时各种人物杂居一处的情形以及学术自由的空气。

创办《新潮》杂志并产生巨大影响

罗家伦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很快就与高年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了莫逆之交，一起创办了当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团之一“新潮社”和与《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新潮》。罗家伦回忆说：

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Renaissance，也可以看见当时大家自命不凡的态度。

这个杂志第一期出来以后，忽然大大的风行，初版只印1000份，不到10天要再版了；再版印了3000份，不到一个月又是3000份。以几个学生所做的杂志，陡然有这样大的销数，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最初大家办这个杂志的时候，还抱着好玩的心理；等到社会看重了，销数一多了，大家一方面有一种高兴的心理，一方面又有一种害怕的心理——因为害怕，所以研究的空气愈加紧张，而《新潮》第二、三、四、五各期从客观方面看来，却比第一期要进步一些。

最初负责编辑的是罗家伦和傅斯年两个，经理人是徐彦之和康白情两个，社员不过20多来人，其中有顾颉刚、汪敬熙、俞平伯、江绍原、王星拱、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等几位。

罗家伦说：“孟真当时喜欢谈哲学谈人生观，他还做了几个古书新评，是很有趣味的；我着重于谈文学和思想问题，对于当时的出版界常常加以暴烈的批评。有些文字，现在看过去是太幼稚了，但是在当时于破坏方面的效力，确是有一点的。比较起来，我那篇《什么是文学》在当时很有相当的影响，《驳胡先骕文学改良论》也很受当时的注意。”

顾颉刚的文字，多半是关于抨击旧家庭制度和旧社会制度的，关于妇女问题，也有许多篇文章加以讨论，在当时大家以为是骇人听闻的话，有妇女人格问题一篇，主张女子应当有独立的人格。这篇东西，被江瀚看见了，拿去给徐世昌看，说是近代的青年思想至此，那还得了。于是徐世昌拿着这本《新潮》交给傅增湘，傅示意于蔡孑民，要他辞退两个教员，开除两个学生，就是当时的所谓“四凶”，这两个是《新青年》的编辑，两个是《新潮》的编辑。

蔡孑民先生当时坚持不肯，他复林琴南的那一封信，不只是对林琴南说话，并且是对徐世昌而发的。林琴南的背后是徐树铮，也就是段祺瑞，是代表当时军人派的意见；而徐世昌也是所谓北洋“文治派”的领袖，当时北大同时受北洋文武两派的反对，其情形之危险也可想而知了。但是蔡孑民这一封信，得到了绝大舆论上的胜利，反而学术界因此对他非常敬仰，这真是蔡先生有“道德勇气”的地方。于是，所谓“新文化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其势遂不可遏抑。

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后来参加“五四运动”了。

在时人看来，《新潮》比《新青年》更加离经叛道，“《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青年罗家伦发出豪言：“我们何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更是大胆宣称：“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罗家伦，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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