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反腐越来越深入，抓将军、清退军官违规住房、规定奖励表彰向作战部队倾斜后，开始抓军队训练，陆军第40集团军某摩步旅推行军事训练问责制，先后有319人被问责。多名战士武装拉练考核时偷偷减少负重，3名科长跑3000米时安排士兵半路潜伏，偷偷帮忙。
     这种“玩法”古代军中也是常有的，以明朝中后期军队为例，这种偷奸取巧、弄虚作假比比皆是，军中有钱者可以“买闲”，比如搞急行军几十公里之类，太累体能吃不消怎么办?没事，只要你交钱就可以免于训练，待在军营里睡大觉，或是逛窑子都可以。
     不要说“买闲”，就是买荣誉也可以呀，你说你当兵想拿个什么荣誉证书，向父老乡亲炫耀一下，可是自己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立过什么军功怎么办呢?没事，只要你交钱就发给你。
     不要说买荣誉，就是买官也没问题。“排长”、“连长”都有价码，要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要是“既跑又送，提拔重用”。所以，你要是会溜须拍马，舍得下血本，在军中混个一官半职的，并非难事。
     不要说买官，就是把军队“买”下来也不是问题。比如土匪、黑社会私贩食盐是违法的，怎么办?没事，只要他们肯掏钱，军队可以抽一支小部队去做保镖，给予全程护送。《皇明条法事类纂》就提到，军队“往往接受盐徒财物，护送私盐出境。”这不就等于把国家的军队“买”下来，给自己做保护伞用了吗。
     这些“怪现状”说到底是军队腐败的表现，明朝中后期尤其明显，除了以上所说的，还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其一，就是各级军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军用物资，如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天启年间，山海关“营房每间价六金，镇将侵克费不五六钱;马料刍克，十扣其半”。军官在营房的建造中或克扣工程款，或拿回扣，这些钱常常是工造价的一半以上，可想那些军中管后勤的军官该有多肥水，发了多大的财。
     又比如明代名臣马文升在《修饬武备疏》提到，掌管军器制造的军官侵吞料价银，致使造出的兵器成劣质产品，“弓力不过一二斗，矢长不过七八把，平昔尚不能射远，披甲后手不能举;射不过数十步而止。刀尤短小，亦无锋”。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是难以想象用这样一批伪劣武器，怎么能在战场上杀敌制胜。
     还有一块肥肉被军官所贪占的，就是军田。明初为保证军队的供给，减轻百姓负担，朱元璋借鉴历史经验推广屯田制，“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官俸兵粮皆于是出”，起初效果不错，基本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可是后来，屯田被皇室、勋戚、军官们吞并，终致毁坏，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养兵，加剧百姓的负担。
     军官们不光“侵夺屯田，隐占为业，祖孙相继，盘踞自如”。而且“凡应纳屯粮，悉置之度外”，即世代霸占了屯田，还因“军官身份”不用纳税，田产上的所有收入都归自己私有，有此等好事，谁不霸占屯田为己所有呢，结果，明英宗时，“侵占屯地4100余顷，递年不输子粒。”
     这是贪占财物，还有贪占士兵呢，把士兵当成私人劳动工具使用也很寻常，在当时叫“占役”。叶盛的《劾内官弓胜疏》讲到，景泰年间，有军官调发军士为自己管理屯田，驱使士兵为自己建房造屋当苦力。《明会要》也有记载，“军士之杂差，拔之做工，留之拽木，终岁不得入操……虽有团营听征之名，实与田亩市井之夫无异。”
     这些被军官“占役”的士兵拿不到一分钱的劳动报酬，跟家奴无二，不听差使，还会遭凌虐暴打，真是“占役之弊，苦不言忍”。
     “军无定用”的占役，搞得军人不像军人，农夫不像农夫，市井不像市井，军人干了太多与军队无关的活，影响了军人的军事训练，没有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上了战场怎么打得了胜仗?再说了， 既然当兵是干农活，而且还是无偿地干，如此劳累，那还不如不当兵，在家干农活的好，在家干农活 ，干多干少总归自己，所以，士兵逃跑、脱籍的很多。
     正如《明会要》所说，“滥役军丁，而勒其锱铢，甚有一官而包占数士卒……富者尽材，贫者竭力，以故流窜逃亡，不啻过半。”
     至于军官克扣士兵粮饷，就更多了：“都司卫所官贪贿差放，有征办需索加倍，或包纳月钱，纵放买卖，或以供应上官为名，勒除月粮，或指差操刻减布花。”朝廷发给士兵的军饷，军官都要雁过拔毛，有时候毛儿拨掉一半，“以十万四千计”，士兵穷困得跟叫化子似的：“在边军士多有衣不遮体，食不饱口，疲损羸弱，形容枯槁”。
     叫化子军队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了，还能保得了朱明王朝的性命?笑话。
     但军官们仍贪得无厌，欲壑难填，他们还想着法子向朝廷虚报士兵数，“吃空饷”、“吃人头费”，即军中本无此士兵，但花名册上还有名字，上面照名册发饷，钱都进了武将的腰包。为了多“空饷”，一方面，军官向朝廷虚报兵数，如《明史·袁崇焕传》载：“文龙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为乱也。其众合老稚四万七千，妄称十万，且民多，兵不能二万，妄设将领千。”也就是说，士兵只有四万七，却虚报十万，多吃了一倍的空饷。看样子，似乎不虚报也不行，因为士兵不到二万，却设置了上千的将领，不多弄点空饷，怎么养得下这么多将领?
     另一方面，对那些“皆苦于饥馑，迫于贪残，不能聊生，逃亡相踵”的士兵，军官并不阻止他们逃亡，反引以为利，有时故意惩罚士兵，逼他们逃跑，这既可贪污军饷，又可向逃亡士兵索取贿赂。
     在这样的苦役盘剥之下，士兵们较好的出路是逃亡，《明会要》记载：正统年间，逃亡士卒达一百二十万奇，占全国军伍总数的十分之一;弘治时，全国逃亡军士占洪武时十分之六七。等朝廷真要用兵开战时，皇帝拿着花名册一看，满以为是百万雄狮，其实早就被军官们掏空了。
     就算因为基数较大，仍然显得有庞大的军队数量，但因为军队腐败，训练荒驰，士兵临阵畏缩不前，看到敌人一多就败逃，无可收拾。比如据《明世宗实录》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股六七十人的残余倭寇，在明境“行数千里，杀戮及战伤无虑四五千人，凡杀一御史、一县丞、二指挥、二把总、入二县，历八十余日始灭。”
     一伙六七十人的日本鬼子，竟可以在大明境横行数千里、80多天，杀死杀伤大明四五千人，连御史、把总、县官都被杀死，可想而知，当时军队的作战能力何其低下，甚至连乡勇(民间武装)都不如。事实上，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招募的乡兵乡勇，组成“戚家军”、 “俞家军”，比国家正规军还有战斗力，为平倭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是因为军队腐败，以至毫无战力，朱明王朝以庞大的军队却敌不过金清“一小撮”军队，硬是上演了小蛇吞大象的惨剧。明朝军队腐败其实是权力腐败的缩影，故学者刘金祥先生说：明代军中腐败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与当时整个官场权门请托，贿赂公行有关，贪污腐化尤如釜底抽薪，它对朱氏王朝的统治构成的威胁比来自任何一方都要大，也更为可怕。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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