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在嬴政一代最终统一天下。但，他的先祖们为他打下的基础才是秦朝最终建立的原因。那么，几百年间，秦国从一个西方小国逐渐成长为战国七雄最终横扫六国，如果把这个过程比作一场足球赛的话，那么是谁组织了秦国的防守反击，这个中场枢纽我们应该归功与谁呢？

军事方面

献公之前的半个世纪，秦弱魏强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就疆域、人口、资源而论，秦本有足够的潜力演变成为一等军事强国，关键在有英明的君主领导改革。

根据笔者的多边考释，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那一年，献公与墨者应即开始合作，而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所以，城防要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守”都从墨者甄选。

秦制城防最高长官“守”之下，还有由墨者充任的“尉”。《墨子?备城门》篇说明“城上四隅……四尉舍焉。”“百步一亭……亭一尉，尉必取有重厚忠信可任事者。”亭尉掌旗帜。各种城防士卒，包括童子及女子，都依照“青、赤、黄、白、黑”五色旗帜各守岗位。敌人攻城由远而近时，亭尉手执大旗，有如近代童子军领队之“打旗语”，并鼓声，指挥部队的行动。夜间只好用火。此外还有门尉，责任是执行极严格的监守城门、防谍杜奸的规令，白昼必须亲自巡察三次，夜间巡察一次。尉的主要责任虽是防谍杜奸，严格执行罪罚，还有训练基层吏员及士卒射弩技术的责任。

由于饱受多年流亡生涯的苦痛和即位后四年所受墨者集体殉义的感召，献公自始即对墨者有充分的信任，以致墨者似乎成为秦国军队中的全能干部和严格纪律的执行者。

被聘募的墨者也一再表示对献公效忠之忱。平时对“重室子”（贵家子弟）表面上予以优待，而事实上是严加看守。敌军来攻时，令重室子居城隅高楼上作侦察守候的工作，“失候斩”。其他“守城之重禁”和“大奸之所生”“具以闻于上”。墨者对秦中央集权消除异己方面的贡献是不容怀疑的。

此外，秦国当局自始即极力汲取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的专长也是可以肯定的。总而语之，墨者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的重大贡献，在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的证实。

户籍与连坐

秦国变法成功最重要的是户籍制度的革新。传统及近代中外学人几无不归功（或归罪）于商鞅。主要依据是：

（1）《韩非子?和氏》：“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

（2）《韩非子?定法》：“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

（3）《淮南子?泰族训》：“商鞅为秦立相坐之法……。”

（4）《史记?秦始皇本纪》附《秦纪》：“献公……十年（公元前375）为户籍相伍。”

（5）《史记?商君列传》：孝公六年（前356）“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伺）连坐。”

但是实际上“连坐法禁”渊源甚古，“连什伍而同其罪”则始于献公，而且俱深受墨者影响。为简捷计，先论连坐。

墨子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尚同”。笔者十余年前发现《尚同》的篇名，实际上是《孙子兵法?计》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一语最忠实巧妙的简化。此语乍读之下似不足为奇，但具有纠正春秋“政多出门”历史积弊的深意。为适应战国初期列国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情势，墨子就把这句名言引伸利用为建立一元化中央集权政体理论与实践的张本。《尚同》理论的出发点是在“未有政刑”的初民社会里，人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人人有自己的意见，“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欲使政治及社会上轨道，惟有人民自乡里而上，层层都服从各级的“政长”，最后所有各级的人民和政长都绝对服从于天子。这种政体一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天子是上天为人民福利而选择出来的。《尚同》上中下三篇一再出现“一同天下之义”的语句，下篇更进而推论：“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这显然是“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理论范畴最大可能的延伸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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