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社之流弊

东林党人以“天下公理”自恃，往往流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当时天下士人，凡不入东林者，每被唾斥，似乎东林党人就垄断了世间的真理与道义。而此种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所对应的，往往却又是并不精通国是政务的迂腐。因此东林党人在与阉党、浙党等斗争的过程中，常沦为“为党争而党争”，乃至意气用事，抱团取暖，党同伐异。就连其精神领袖顾宪成也承认，“今日议论纷纭，诚若冰炭……大多都起于意见之歧，而成于意气之激耳”。

到东林党衰落，复社崛起，抱团取暖之流弊更甚。复社又称小东林，但其组织较东林更为严密。创始人张溥十分注重组织的联合与统一，“成于数人之志，而后渐广以天下之意”。在士人自下而上的分权方面，复社的表现确更突出。张溥终生“曾未一日服官”，里居在乡，却可以与复社大佬一起“遥执朝政”。复社成员在国家体制中的渗透也越发显著，譬如周延儒再召入阁，即全由复社策成。在政治运作上，复社的力量超过东林党，主要在于前者多为在朝或在野官员，后者却是无功名生员与官员的联盟，政治参与的社会层面更广，自下而上的分权效果也更显著。复社统一各社，更显示了不受国家控制的社会力量的横向整合，意味着社会政治由单维趋向多维。

然而，在分权的运动中，知识分子也可能为权力腐蚀。复社以制艺选文立社，本是士子读书会文的地方，后来却沦为势利场所。当时读书人凡是入复社，就有中科举的希望。复社的两大台柱子，张溥与张采，前者称西张先生，后者称南张先生，常人谁也不敢直呼其名。二张实是科举利益联盟的寡头，通过公荐、独荐、转荐等手段把持岁试。局外者常根据二张之荐在考前私拟等第名数，及榜发后八九不离十。复社既有登龙门之术，自然吸引广大士子加入，拥有雄厚群众基础，而“保送”复社中人得中科举，又能增加庙堂内自己人的说话分量，长此以往遂形成强大气场，然堕落也正自开始。明亡后，不少复社中人不能保气节，与在科考中长期舞弄关节或也有不小干系。

“明亡于党争”之再审视

今人常有“明亡于党争”之说，尤有对东林党的苛论，似乎其罪孽甚至大过阉党。这实在是不通之论。

诚然，东林党、复社等对明亡并非无责，当时夏彝仲有段议论颇为持平：“二党(笔者按：阉党与东林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可谓之聚怨，不可谓之任恐也。其无济国事，两者同讥。……若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即疑其异己，必操戈随之，虽有贤者，畏其辨而不能持，亦有因友及友、并亲戚门墙之相连者，必多方猜防，务抑其进而后止，激而愈甚，后忿深前，身家两败，而国运随之。谓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这段话对东林党之毛病可算说得痛切，但也未肆意放大，任意栽赃。

实际上，明亡原因相当复杂，既有传统史家钱穆、傅斯年、郭沫若等指出的西部的李自成起义和北方的边患等表面原因，也有后人指出的瘟疫、大旱等天灾的偶然因素，更有帝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深层原因。美国学者彭慕兰将明亡归结于“国家能力的持续下降”，有学者进一步解释了其原因：一是中国封建势力的变本加厉，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二是儒学蜕化为道学，精英阶层对于经济财政司法一片茫然，无法承担由宗法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换;三是豪门巨富与新兴商人的勾结，土地兼并未能抑制，市场垄断复又加剧，造成生产者和一般小农流离失所，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四是税收长期无着，无以养兵，故武备废弛，不堪一击;五是明朝金融很大程度上依赖美洲的白银流入，而美洲白银的出口又在1630-1650年间剧烈下降。

俱往矣，明亡已367年。现在看来，东林党、复社等晚明党社，以“天下公议”聚集以士人为主的地方力量，尊重朋友的平等关系，形成社会组织的横向联系，并通过扩张言路、书院讲学及干涉人事、影响科考等手段，开展对皇权的分权运动，虽然在君权的恣意、阉党的残毒以及自身的缺陷等因素下不免于失败，但毕竟是中国近世影响深远的具备初级民主形式的运动，甚至可能意味着市民社会在中国的发端，而其间蕴藏的知识分子“天下为公”的社会责任感、公共良心及经世致用的理想，至今仍闪现出不绝如缕的光芒。然而，在朝廷的架构内想着天下的事，毕竟是他们最深刻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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