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也是阎锡山生命中的多事之秋。

这一年的5月，美国《时代周刊》将阎锡山作为封面人物，并用这样的字眼来吸引公众的注意：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的、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美国人所说的那场战争，就是发生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这场由编遣会议引发的蒋阎冯李大战，投入兵力100余万，死伤30余万，波及20余省，成为民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以此为背景，发生了阎锡山的军队占据天津海关的“津海关事件”，震惊了海内外。

抢占京津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山西盘踞着一个军阀集团，其首领就是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人称“晋系”或“晋阎”。他以精明狡诈的“骑墙式”作风及左右逢源的政治手腕在民国的历史舞台上游刃有余。世人因此称其为“乱世之狐”。

在阎锡山的政治生涯中，多次面临着“站队”问题。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阎锡山将“宝”押在了蒋介石身上，决定凭借自己老同盟会员的身份与国民党新贵蒋介石结盟。6月，阎锡山宣誓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晋阎始与蒋记南京国民政府合流，与张作霖为首的奉军军阀对垒。1928年1月，阎锡山拥戴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晋军亦改编为第三集团军，继续北上讨奉。

1928年6月，晋阎军乘胜进占北京，并在日军的支持下顺利接收天津。阎锡山自兼平津卫戍总司令，以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

为天津警备司令。至此，晋阎势力急剧膨胀，阎锡山也从山西的“土皇帝”一跃成为“占据着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市的地盘，掌握着华北六省市的军政大权及资源，拥有二十余万军队”的实力派豪强。

天津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就以商业繁盛、航运发达著称，号称“华北之巨埠”，津海关业已形成一个管区辽阔、事务繁杂、货量税收长期居全国海关第二的庞大机构。虽仍由外籍税务司把持，但其毕竟在阎锡山的势力范围之内，其“滚滚财源”自然为阎氏所垂涎。这时，蒋介石着手“削藩”，以削减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的兵权为要义，1928年8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采取了“政治削藩”的策略，并在12月召开全国编遣会议，将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

编遣会议后，地方实力派与蒋系的裂痕逐步演变为公开对抗。阎锡山大规模扩军，初步具备与蒋介石对抗的条件，但巨大的军费开支使其难以为继。同时，高度警惕的蒋介石为了削减阎的实力，借口统一财政税收，要接收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收机关，并且不承认山西整理金融公债的发行，对阎锡山的平津卫戍总司令部所辖军政费用亦予扣发。渐渐地，阎蒋矛盾趋于激化。这以后，经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阎、冯、李和蒋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终因其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军阀混战——中原大战。

觊觎津关

1930年初的太原热闹非凡，所有参加倒蒋的国民党反蒋各派系及各个大小军阀，均派遣代表靡集于此，拥戴阎锡山，结成反蒋大同盟。3月21日，阎、冯公开发出了倒蒋通电，4月1日，阎锡山通电就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司令，以西北军、晋军为主力开赴中原战场。5月1日，蒋介石针锋相对地发表《讨阎誓师词》，双方摩拳擦掌，开始进入军事行动，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北平设立与蒋记南京政府对立的军政府。在此之前，精明的阎锡山“曾派遣专人赴平访问各国公使代办以及外交界，表明公平内政、均善外交的政策”。这为其后发生的津海关事件在外交上作了铺垫。

一个政权要运作，须有足够的经费；一个军事战役的发动，亦须有充足的军饷。大规模的扩军使阎锡山的财政支出捉襟见肘。战事之初，他即命山西各县将该年下忙应纳的田赋（田赋分前后两季，名为上下忙）于上忙一次并收，限六月底清解。而各县正当上年旱灾之后，本年小麦尚未收割，一次缴纳全年的田赋特别困难。但军令如山倒，逼得农民高利借贷，苦不堪言。但仅仅靠对其辖境内的人民横征暴敛远远不够，于是阎锡山打起了“外资”的主意。

军情人员将阎锡山争取外援的情报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一面命令查明是否属实，一面在外交上展开攻势：令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不得借款或售械与阎锡山、冯玉祥”。

依靠自身力量行不通，向外借款的路又被堵死，阎锡山只能选择“抢”。而接管津海关正可谓一石二鸟之举。首先，将津海关所征税收除去拨交赔款和债务部分外，全部予以留用，就能尽快解决军需军饷问题。其次，北方税收解往南京，助敌作战，势必形成对自己不利的局面。接收津海关可以一举扭转这种不利态势。

先礼后兵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为兵法中的上上之策。1930年4月上旬，天津海关监督葛敬猷奉阎锡山之命，游走于平、津，向有关部门游说，并对津海关税务司贝泐讲明意图，提出要求，但没有结果。同时，葛敬猷也在英、法领事馆先后受阻。和平接管虽然不顺，但战局发展迅速，刻不容缓。中原大战开战后，阎锡山在北平接连致电天津，催问接收津关事宜的进展情形。事不宜迟，阎锡山的顾问辛博森也开始与津海关税务司贝泐进行交涉，并允诺津海关所有员工照常工作，规章不变，待遇不变，等战争结束马上交还海关，恢复旧制。

辛博森是英国来华传教士的后代，青年时代曾赴瑞士留学，除英语外，还能讲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汉语。在辛博森与津海关税务司贝泐的交涉中，贝泐拒不听命。于是，阎锡山批准采取军事强占的非常措施。4月29日，阎锡山致电津海关，大意谓今后海关收入，除原有担保，各项公债如二五库券等基金如前照解外，所有附税等收入，一律扣留。并声明此事仅为保管性质，绝不致动用分文等等。天津市长崔廷献火速前往天津海关与贝泐接洽，津海关税务司贝泐强调自己无权作主，要致电总税务司梅乐和请示。

5月1日，阎锡山为扣留附税事，通电发表三点声明，“其一，深恐解赴南方应用；其二，暂不提挪以备急需；其三，所扣只限于内地税”。同时，阎锡山命令傅作义派员接收长芦盐运署并通知关盐各监督，谓自一日后，凡本军范围内之关余、盐余，均存天津交通银行，必要时由本总司令提用。此后，阎氏还通过其外交处长朱鹤翔于5月9日在接见各国新闻记者时表明其对天津海关问题的态度，毫不讳言他“出此举动之目的，在防止宁方利用此款以攻击我方”。至于维持担保债务信用，阎总司令业已明白声言。

阎锡山的一举一动，尽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针对阎氏扣税之举，蒋介石命令外交、财政两部，迅即提出正当理由，向公使团切实声明，并令总税务司梅乐和遵照拒绝。外交部王正廷、财政部宋子文两部长当即遵照办理。但外交公使团没有做出让南京方面满意的举动。领袖公使荷兰人欧登科在“以私人友谊之资格”会晤朱鹤翔后，就津海关截扣关余问题发表公开声明，“谓此事属于中国内政，外人殊无干涉之意。因津关所欲扣留与外债之担保并无关系，故外人无置喙之余地”。

如此这般，为阎氏一个月之后的武力劫关开了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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