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开始的一战，是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战。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2014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这一年，对中国人而言无疑具有双重的酸楚滋味。回望历史深处的1914年，新生的中华民国已历三载，但战乱、政争、贫困却仍在折磨着这片苦难的大地。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让这片破碎的山河雪上加霜。

1917年2月，在一战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后，势力渐弱的德国为压制英国方面的海上运输而单方面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按德方声明，对于任何开往英国的船只，德国潜艇将不发警告的加以击沉。此举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德国原本为封锁其他国家对英国的物质援助，但这种不加区别的攻击方式将更多的中立国拖入了战争，其中就包括了万里之外的中华民国。

“府院之争”：总统、总理掰手腕

1917年2月，中立国船只相继被德国潜艇击沉后，受损最大的美国宣布对德断交，并准备派遣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展开了对华外交活动，希望中国也步其后尘，对德国断交甚至随同参战。对此，民国总理段祺瑞最初未置可否，因为他本人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对后者的强大深有体会。在他看来，德国虽然目前形势不利，但难保没有翻盘的可能，万一参而不胜，反而惹下麻烦。

在此情况下，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按华盛顿的指示极力劝说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并许诺为中国提供贷款及其他各种支持。与此同时，协约国集团的一些外国顾问如总统府美籍顾问福开森、英籍顾问莫理循等人也纷纷向各方有力人士展开游说，他们异口同声的建议：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搭上“战胜国”的最后一趟列车。

在“外国友人”的游说和“战胜国”的诱惑下，段祺瑞随后改变了主意，他的小算盘是：如果中国不战而胜，不但可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可以利用参战为名，扩大自己的势力;再者，对外战争可以转移民众视线，稳定国内政局，何况本次参战没什么大的风险，正好乘机搭个便车。

段祺瑞

之后，民国政府对德国以“无限制潜水艇战”封锁国际公海的政策提出抗议。3月初，段祺瑞召开内阁会议并顺利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让老段没想到的是，总统黎元洪在看完提案咨文后表示不能盖印，其理由是：宣战媾和乃大总统之权力，如今断交便是交战之先声，事关重大，不可草率行事;退一步说，也应该先与国会协商为妥。

原来，按1912年《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是虚位，总理是实权，但国会、总统府、国务院之间又因为权限不清而相互牵制，由此导致民国初年总统与总理间多有龃龉，这也就是所谓的“府院之争”。作为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而又势力单薄的黎元洪，其对段祺瑞的心思一清二楚，他并不愿意看到后者借“参战”扩充实力，由此才有了以上一幕。

碰了这个钉子后，段祺瑞气得出走天津，要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黎元洪请江苏督军冯国璋前往天津走一趟，才算把老段劝回。之后，段祺瑞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总统盖印。鉴于上次的风波，黎元洪这次二话没说，当场便盖上总统大印。

事后，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向议员们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求取得共识并通过对德绝交案。有了这些铺垫，众议院在3月10日表决对德绝交案，结果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3月11日，参议院也以158票对35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一议案。

3月1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照会德国公使，宣布对德断交，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并令驻德公使颜惠庆即日回国。德国公使收到照会后，虽然也发了一通抗议，但事已至此，最终只能降旗回国。至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中央政府令地方官即刻收回，在租界的少量德军也被解除武装;就连德国在华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由此，德国从1898年侵占胶州湾后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就此烟消云散。

“公民团”大闹“参战案”

对德断交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该是对德宣战。在对德绝交问题上轻松搞定黎总统和国会后，段祺瑞本以为下一步参战将会顺理成章，但之后的过程却惹出许多不该有的麻烦。

1917年5月8日，段祺瑞将国会中主要党派的议员代表请到国务院，向他们解释了对德宣战的原因：一、中国在宣战后不参与欧洲战事，无需派兵;二、德国已转攻为守，颓势日显，失败指日可待;三、俄国在革命后仍继续对德作战，俄德和谈乃子虚乌有。

本来呢，这些游说活动还算正常，但国会对“参战案”进行投票的前两天却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当时北京城内突然出现了很多自称“公民”、“代表”的队伍，他们拿着各色小旗子来到国会前面游行，并强烈要求对德宣战;与此同时，很多号称“民众团体”的组织也纷纷发来电报，要求国会尽快通过“参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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