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说到大学，想必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更会有人说大学乃是国外之物近来被我国所引进而已，但熟不知早在1000多年的西汉，我国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国立大学，这就是：洛阳太学。

作为5000年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洛阳亦是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不敢落后，洛阳太学自西汉至北朝，历经数百年，它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第一所国立中央大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奇葩。东汉洛阳太学规模浩大，人数最多时达到三万人。东汉政府提倡儒学，致使太学人才济济，名流辈出。东汉太学的管理方式，无论是在对太学的管辖方面，还是在对学生、教学、卒业等管理方面，都有一套独特的管理方式。东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因此，洛阳太学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而且对今天的教育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洛阳太学是封建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对以往教育制度加以改造的产物。当产生后又对当时的教育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自东汉明帝刘庄亲临太学讲学后，很快在全国形成重视儒家经典的学风，致使京师和王宫卫士、禁军悉通《孝经》，不论博士或是议郎，只要开一家之说，即有徒众数百。在东汉，从事教授经学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不少太学生卒业返乡后不愿被征辟为官，而专心教授培养学生。东汉的大部分文官都是饱学之士，很多官僚家庭又是以经学传家，四世三公的经学大家亦不在少数。上至三公、司隶校尉等高级官员，下至二千石俸秩的郡守、王国相，很多都兼教授经学，有的门徒高达万人。有的学生在这些人的府第附近市买住宅长期从学;有的学生亦随他们的官职调动而追随出入京城。这种私人讲学的学生数量当又远大于太学生的人数。在教育上，官办太学、郡国学与私人讲学相辅相成，互为推动。适如班固在《两都赋》中所说：“是亦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而太学为其首。这就是东汉教育的特色。当时也有不少人在抢救儒家经典上做出了贡献。如《周礼》一书，当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缑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读，颇识其说。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郑众、贾逵往受业焉”。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转相证明为解，逵解遂行与世。而永平年间的符节县令甚至上言要发掘秦昭王和吕不韦之冢，以“视未烧诗书”，倾心经典的急切可见一般。

汉太学为东汉政权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出身于太学的官员中，有不少号称“循吏”、“廉吏”，而太学生的“嘘枯吹生”的贡献，主要还体现在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中。当时的太学成了反对宦官专权的强大阵地。以贾彪、郭泰为首的三万多太学生，他们品核供卿，裁量执政，形成强大舆论，被称为“清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致使“三公九卿皆折节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充分显示出了太学生的舆论威力。并由此使社会形成婞直之风，有力推动了公卿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这在一定时期内对于整顿吏治都起了一定作用。

太学对洛阳影响亦大，自东汉以降，儒学在洛阳得以发扬光大。东汉经学大师辈出，如郑玄、马融、贾逵、郑众、郑兴、服虔等都是饮誉当代和后世的著名大师。洛阳“自宋以前随时建学”，致使洛阳可与孔子设教的洙泗并称，并有西邹鲁之誉。尤其至宋代，著名理学家创始人二程夫子即出洛阳，这与太学数百年雄踞洛阳的实效绝分不开。洛阳太学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的借鉴价值也不容忽视。

但随着朝代的不断更替以及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洛阳也逐渐失去了先前之重要地位，随之而来的就是太学也逐渐走向衰落，直至彻底沉于黄土之下，现今洛阳市亦是不断对收集关于太学的重要文献，对太学文化进行考究以及对其遗址进行发掘，并取得一些重要成就。太学作为我国古代的最为重要的学府，为我国教育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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