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一个半世纪前，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同一时期在中国发生了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戊戌变法。前者取得巨大成功，日本这个岛国向现代化国家迅速迈进;而后者则以失败告终，导致清王朝继续抱残守缺，最终走向覆灭。

最能说明两国同时变法维新不同成果的就是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中国除败退出朝鲜，被割去台湾、澎湖列岛之外，损失远不止赔偿2亿两白银。据日方有关资料，日本所得赔款及掠夺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3.6亿两，折合5.1亿日元，等于当时清廷两年半的财政总收入，更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岁入的6.4倍(另一说法是3.8倍)!日本由此尝足了战争的甜头，从此走上军国主义侵略扩张之路。因收获来自中国的这笔巨额财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以迅猛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在痛惜两国变法维新截然不同结局时，有一个问题常被提及：“大清”的洋务运动及后来的戊戌变法为何没能成为“小日本”的明治维新?对该问题的思考，当然不限于纠结历史旧账，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镜，关照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该何去何从。

凤凰网有篇专题文章，对此问题从四个方面做了系统分析。1】维新基础有别——清朝不具备日本的有利条件：日本有地方分权自治，中国高度中央集权;日本虽闭关锁国，但留有渠道了解世界，中国闭关锁国则是对外一无所知，且毫无兴趣。2】日本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而洋务运动则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3】明治政府推进社会底层近代化，使日本民间比清朝百姓能承担更重税负;清政府为洋务新政横征暴敛，导致广大农村民生凋敝。4】明治维新造近代国民国家，政权集权高效;清朝维护传统体制，地方借洋务做大导致国家分裂。

应该说，这篇分析文章既不缺依据，亦不缺逻辑，更不缺客观，给人不少启发。但仔细想想，似乎还是缺点什么。在本人看来，从完善其内容，并避免结论表面化的角度，至少有必要做两点扼要补充。

(一)原文未能从社会背景作深入分析，阐明中国思想文化与日本的不同轨迹，而这才是清朝变法维新失败的更深层原因。

简单说来，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背负沉重的思想文化包袱甩不开。在当时清廷统治阶层典型的主流观念中，泱泱大中国才是代表文明世界的“天朝上国”，外部世界不过是一些欠开化的“蛮夷之邦”。统治阶层唯我独尊的夜郎自大心态比比皆是。

而加剧这种妄自尊大心态的另一个更严重的思想意识弊端是一元文化。这一顽疾最早始于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扼杀了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开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传统。此后，除个别朝代，正统观念之外，不允许有不同思想、不同学说的争鸣。大唱统治阶级赞歌的一言堂大行其道。对提出“奇谈怪论”、“异端邪说”的异己分子则极尽打压之能事，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

林则徐、魏源的《海国图志》于1852年最终成书达百卷，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明主张。该书流传到后日本产生深远影响，启发了明治维新，并成为天皇和大臣们必读书籍。而在中国，此书不但未受上层重视，而且受到谴责。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1877年写成日记体《使西纪程》，向清政府介绍西洋先进的管理和政教制度，并提出效仿建议。结果郭嵩焘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黄遵宪作为参赞曾驻日本4年之久，他于1887年完成书稿《日本国志》，详细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近十年政治制度及各方面的变化，认为日本不再是从前的“蛮夷之邦”。虽经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臣向总理衙门推荐，却没有下文。直至甲午战争结束，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于1895年签订之后，这本书才自费刊印出来，风行天下，引起震动。从这几本书的遭遇不难看出清廷对待新思想的愚昧拒绝态度。

这种久远历史传统形成的僵化思维模式呈现异常强大又顽固的惰性和惯性。即使有两次鸦片战争血淋淋的惨败，仍然难以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导致统治阶层骨子里仍然极其抗拒向西方“蛮夷”学习。极少数有远见卓识的精英和开明进步人士也只能限于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类。甚至有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应允和光绪皇帝的支持，洋务运动以及后来短命的戊戌变法依然应者寥寥，仍无法撼动庞大腐朽的整个清廷官僚阶层，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日本则不同，作为生存发展空间局限性很大的岛国，其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历史文化中，就有久远的向外部强者学习的传统，最典型的当属“汉学”。明治维新主张西学或“兰学”(荷兰传入)，这在思维模式上与此前的“汉学”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向强者学习的对象转换而已。因此，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文化阻力和包袱要小很多。这是容易引起中下阶层广泛响应，并最终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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