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明治维新一帆风顺和洋务运动举步维艰的原因

明治维新是实力强大的多数人推动的革命，自然过程相对顺利;而洋务运动只是少数远见之士的奋力挣扎，无法撼动顽固的大多数。

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

日本的变法主体较为庞大，手腕比较高明。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十分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武士及其家属约占总人口的6℅-10℅，在武士实力雄厚的萨摩藩，甚至占该藩人口的25℅)，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统治，把大权收归天皇，进行改革。证明明治维新群众基础坚实对是在确定日本的政治体制时的一次论战，有六十四次上书请愿，而其中大多数是下层的武士和平民百姓!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了幕府旧政权。

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因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

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主体是日本的中下级武士。为谋生路，许多武士从事副业生产或经营商业，其中一部分直接与资产阶级结成“特殊联盟”进行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活动。因此日本中下级武士实际上充当了日本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这个联盟的武士精英们对导致日本落后的旧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理智的批判，并利用已有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多数参与了之前的幕政和藩政改革，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这些“官员型”精英的领导下，整个维新过程沿着“控制中心———夺取政权———改变政体———发展经济———全面改化”的路径循序渐进，每一阶段完成一个最主要任务，脚踏实地又坚定执着，充分表现了维新领导人物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假设没有这样一个具有远大目光、杰出才干以及崇高威望的精英领导集团，明治维新以及日本近代化的结果都是难以想象的。

洋务运动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

洋务运动是少数先进的“洋务派”发起的自救运动。在闭关锁国了千年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未开明的士大夫、官僚主义强烈的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洋务派和顽固派曾围绕要不要兴办“洋务”,发生过激烈的论争。顽固派“痛诋”洋务派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使得洋务派“三十年来日在谣瘃之中”。在奕设立天文算学馆时就遭到了顽固派强烈的反对。大学士倭仁上书：“夷人称兵犯顺，震惊宗社，焚毁圆明园，残骸众臣民。是大清两百多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朝廷饮恨议和，当不忘雪耻复仇，岂能师事夷人。”不甘大权旁落和继续沉沦落后的中央政府和大部分依旧沉睡在“天朝上国梦”的士人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合力，使洋务运动对原有社会的任何改动都阻力强大。

3】底层社会近代化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政府从底层拿更多

毫无疑问，在利用国家力量发展西洋实业的时候，明治政府和清政府都遇到了钱从哪来的问题。两者的解决路径也是如出一辙——压榨农民。但为什么明治政府就能从农民那榨出更多的钱来?

明治政府为维新加税引发大量农民起义

1873 年，政府正式发布“地税改革条例”，其内容主要为：“(1)把课税的基准从原来按不稳定的收货量改为按一定的地价;(2)将实物缴纳改为货币缴纳，税率定为地价的 3%;(3)规定土地所有者为纳税人。”但是政府在征收地税的标准上确定了总体上不低于旧年贡的政策，因此在核定地价时“极力提高”，给地方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民众的斗争此起彼伏。据资料统计，明治元年到明治十年，即 1868 年到 1877 年的农民骚扰，竟达 500 件之多。其中反对地税改革的代表性一揆有真壁暴动、伊势暴动，而山重县的农民一揆是对政府冲击最大的一次。频繁发生的农民一揆反映了民众反对国家的重税和重课，具有反抗明治初期国家对民众掠夺的性质。

清政府为洋务新政横征暴敛也导致广大农村民生凋敝

在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皇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庄严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领导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根基于田赋之上的“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负担。各地虽然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 “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

明治政府推进社会底层近代化 使日本民间比清朝百姓能承担更重税负

1878 年至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初步在底层社会实施有限自治，推动了日本地方制度向近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国家的官僚统治。日本民间因此比清朝底层能承受更重的税负去从事变法维新的公共事业。正如学者指出“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共和政府反而可能征得很高的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缴税的，比如贵族等。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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