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增添的新人之中，还有一位曾以表演“香艳肉感的歌舞”为生的演员洪逗。她曾就读于青岛文德中学，教会学校的“那种机械的生活，我可过得够受了!”她回到上海踏进了社会，居然大胆地跳上了舞台，在“新世界”表演歌舞，“觉得走走江湖倒还够味。”

      然而，不久即是“一·二八”，“在炮声、飞机声、难民的呼号声，和满街的战报声里，把我幻梦全都惊破了，在那时候我开始觉到香艳肉感的歌舞，不是我们应做的了，那只是麻醉民众意志的毒汁”。“我们应该把艺术做宣传和唤醒民众的武器”(见《南归》)。舒绣文、洪逗等人本亦可称作“商女”吧?然在“红色的30年代”，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她们一跃而成左翼剧人。

不过，在“新世界”举行的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中，话剧演出并不像杨邨人所说的那样，“占了最重要的成分”(见《上海剧坛史料》)。我们有广告为证(见左上图)：

假定在1932年12月31日，一位上海市民因明日无须上班，翻翻《申报》看看可作何种消遣，他会发现上幅广告。首先扑入眼帘的，自然是“花国舞后”、“名花”的字眼。如果他觉得太过荒唐，也就随手翻了过去;如果他是个舞迷，恐怕就跃跃欲试了，晚上可以来个通宵舞!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才会在广告的左上角，大字的“电影明星”、“啼笑因缘”下，在“今日游艺节目一览”中发现：智仁勇女中在“自由厅”演出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春秋”的剧目是《乱钟》。它们的位置在京剧之后、“杂耍”之前———话剧在此幅广告中的位置，也是它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的位置。话剧与跳舞“选后”、文明戏《啼笑因缘》、京剧、苏滩等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却皆冠以“救国”之名而被生硬地塞进了同一个演出场所。此间的话剧恐怕难有跳舞选后等等的号召力。

然而，“救国”却是整个社会的“超我”，左翼试图用它来打压都市欲望和娱乐;后者亦有对策：以“救国”为衣冠白昼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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