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扎萨克奇治国的王府卫队与挺进军发生磨擦，过河投靠了奇子祥。马占山恐局势逆转，经过争取，达成协议，挺进军派副官主任冯金英，奇文英也派员，在双方监护下，将少王爷奇治国及其母由大营盘迁回神山。神山与哈拉寨相距百余里，马占山派专人看守，并通有专线电话，从而堵死了他投日的路子。由于马占山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顽固的亲日派坚决予以打击，对动摇于抗日力量与敌伪势力之间的中间分子，则通过多种形式的斗争，尽力争取，虽然当时形势危急，情况复杂，还是维系了伊盟七旗的内向，不致沦陷于敌手。

延安之行与河曲会议

马占山非蒋介石嫡系。蒋对马一向不信任，不放心，马部装备简陋，长期不得解决。

挺进军司令部下设“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处、军械处、军需处、军医处、兽医处、招抚处)的军官，马占山可以自己任命，而政治部要员却由蒋介石委派，实际上，是蒋介石安插到挺进军内的“钉子”，专事特务活动。当时，挺进军中也有好几名军官是我党派去搞统战的，如军械处处长邹大鹏、特务营营长邰中复等。马占山睁眼闭眼，暗中庇护他们，并积极配合他们，抵制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反共磨擦活动。后来，两人悄然离去，一个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一个回到延安。有人提及，他处之泰然，置若罔闻。

时隔不久，政治部主任刘广英向蒋介石指控：马(占山)“亲共”、“通共”。“钉子”暴露，蒋即改任魏宏绪为主任。迫不得已，1939年4月，马占山赴重庆“打官司”。国民党军政人员多绕道内蒙古包头、兰州赴渝;而马占山径自取道榆林、延安、西安;返回时，在延安停留半月，受到共产党中央和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招待晚会上，会场悬挂着“欢迎‘九·一八’抗日第一声炮手、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的横幅，烽火剧团为之演出。东北同胞纷纷前来慰问。毛主席设宴款待了他。马占山北上途中，经过距甘泉20公里的某地打猎时，因枪支走火左手大拇指、食指受伤发炎，党中央安排他到第二军医院，予以手术治疗。毛主席曾亲自去医院看望他。离延北上时，又派医生和护士送他到榆林邓宝珊处，待伤势痊愈后，医护人员才动身返回延安。

红石峡马占山题刻

那时，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受阎锡山排挤，一度驻扎于山西省河曲县。傅作义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马占山、邓宝珊、何柱国、门炳岳为副司令。1938年9月5日，召开河曲会议，讨论抗日问题。马占山于8月下旬由府谷到达河曲。9月5日这一天，河曲各界举行了欢迎会。会上，马占山发表了旨在抗日到底的讲话，傅、马、邓诸人同共产党人南汉宸和山西新军续范亭等同志会晤。9月12日，会议最后一天，举行了平射炮演习，遭敌机轰炸，伤亡民众100多人。9月13日，马占山离开河曲回到哈拉寨。

毛主席和南、续等同志同马占山的晤谈，促使他在民族存亡的危重关头，更加坚定地站在抗日阵线一边，直到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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