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关之战的成因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虽然司马懿招揽了不少原曹爽府属的官员，如鲁芝、裴秀、王浑、王基等，但曹魏宗室、忠臣势力犹在，比方夏侯玄、李丰、张缉;地方都督也有大打讨伐司马氏为名的叛乱，淮南三叛就是最著名的代表。

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先讨平淮南第一乱，王凌被夷三族，王凌欲拥立为帝的楚王曹彪也被赐死。司马懿以诸葛诞接任，迁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同年八月司马懿死，以其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接替。曹丕当年以司马懿为四个顾命大臣时，正好也是任此职，老父示以让司马师继嗣之意甚明。明年，司马师迁大将军。

司马师执政是权臣家族的内部权力转移，尽管他以“伊陟代伊尹”的典故开脱，但合法性大不如有魏明帝遗命辅政的老父。故司马师一边通过姻亲，进一步强化与郭太后的同盟;另一方面奉三祖典制(曹操三祖孙)，非军事不得妄改，即不变法以免损害魏官僚既得利益者。

吴太子孙登死后，以全公主(孙鲁班，字大虎)为代表的王权与江东大族的角力，又在二宫之争上演，最后在赤乌十三年(250年)结束。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孙权改立年仅七岁的幼主孙亮为太子;受牵连而死、流放或下狱的朝臣多达十几人，包括朱据、顾雍之孙顾谭和顾承、张昭子张休、陆胤等，其中以江东栋梁陆逊的逝世，影响最大，多事之秋早已注定。

支持鲁王的全公主一派，除了全琮次子全寄外，只是杀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小人物如吴安、杨竺应景;相反，支持太子的大多难逃贬亡的命运。再看看陆逊死后，孙权于赤乌九年(246年)的权力安排：以步骘为丞相、朱据为左大司马、全琮为右大司马、吕岱为上大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五人中只有朱据和诸葛恪是支持太子孙和。朱据被重用，与他娶了朱公主(孙鲁育，字小虎)是离不开关系的。

这就解释了诸葛恪其后上台，为甚么要像曹爽一样，对外发动战争建立军功和提高个人声望之迫切性了(注1)，因为他的权力基础是同样的多么空虚和薄弱;曹爽则有“朝廷之望”的司马懿在旁。更要命的是，诸葛谨父子只是北方流寓人士，既不像江东本土大族，有深厚的本土势力(部曲)和乡举里选;也不是属于淮、泗集团，有一定的同乡武将支持。

太元元年(251年)十一月，孙权想召回孙和，全公主及其姘夫孙峻当然不愿成真，力谏成功后，孙权也知道孙亮年纪尚幼，一定要找一个重臣付托。这时步骘、全琮已死，吕岱也是一个九十高龄的长者，扶助幼主压根不现实，孙峻只好推荐“朝臣咸皆注意于恪”的诸葛恪。

虽然孙权很早就培育他为太子孙登的辅政集团成员，他也处理过军政事务、讨山越，有辩才的他理应为孙权欣然接受，但他刚愎自用，孙权也犹疑起来。孙峻这时说了一句大实话：“当今朝臣，没有能及诸葛恪者。”文臣武将中，朱然、陆逊、吾粲等已死，陆抗、陆凯当时尚无治绩，何况孙权还未与陆家和解，最终他也只能以诸葛恪辅政，“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生杀大事然后以闻”。明年四月，孙权死，小娃孙亮当政。

诸葛恪这太傅，虽然幸运的逃过一次政变：性格刚戾的孙权潘皇后，欲趁孙权病重时，行吕后故事，自己儿子变成惠帝二号(刘邦死后，西汉当时的实权者不是刘盈，而是其母吕雉)，只是竟为不胜其烦的左右所杀，才没实行。但要来的总也避不过，素与诸葛恪不和的少傅孙弘，在孙权死后惧怕被诸葛恪所杀，秘不发丧，欲矫诏杀他，诸葛恪不死只因孙峻通风报讯。

孙峻为甚么一再作出对诸葛恪有利的举动?首先全公主派暂时后继无人，虽然诸葛恪不像步氏和全氏有姻亲关系(全公主之母为步练师，与步骘同族;全公主嫁予全琮)，但在二宫之争时，诸葛家实际上是骑墙派：诸葛恪因为外甥女是孙和之妃，而支持太子，但其长子诸葛绰则是鲁王党。所以完全有可能把诸葛恪争取过来，成为自己人。

北方流寓人士由于没有乡土势力，对皇权的依赖度，明显比江东大族为大，甚至甘愿被利用作打压本土势力的工具。孙策、孙权早年诛本土英豪，除了赖以起家的淮、泗集团外，只能与流寓人士如张昭、张纮、诸葛瑾等合作，日后江东大族才愿真心投靠孙氏，完成孙吴的江东化。

何况诸葛恪除了继承父兵、驻公安的弟弟诸葛融外，没多少能信任且有才的心腹，他写给弟弟的信可见一班：“吾受遗命辅助幼主，窃自思量，才不及博陆却接受周公辅主之重任，恐损先帝委付之明，因此忧惧惶惶，所虑之事极多。且民恶官府，动不动就遭冷视，何时才能改变?今以顽钝之资质，处太傅之位，困难重重又欠缺才智，责任重大又谋略短浅，谁能与我共患难?”

诸葛恪和全公主各取所需，互相依赖巩固权力，不是没可能发生，但诸葛恪更著重的是，建立自身威望，所以针对时弊对症下药(注2)：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结果民众大悦。诸葛恪出入时，史称“百姓延颈，思见其状”。当中以除消大族最痛恨的校事官，最能争取大族之心。“原逋责，除关税”，则主要是缓和对人民的剥削，也顺应了自黄武以来陆逊、顾雍、张昭等人减缓刑罚的主张。

政治改革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还会得罪若干既得利益者，诸葛恪只好像曹爽一样，靠军功来强化权力。但诸葛恪治军和智谋的水平，与当时的名将差距，还真不小：曾与陆抗对换防区，诸葛恪进驻之时，与新的无异。而他之前的辖区则颇有损坏，自己都深以为惭;

赤乌四年(241年)诸葛恪出征六安(魏庐江郡郡治)，轻兵袭取边境的舒城，收其民而还。诸葛恪此时就已欲图寿春，只是为孙权所止。两年后又杀魏将谢顺(《建康实录.太祖下》则作谢景)，再虏其民还。同年司马懿自舒城南下反击，他认为可以先攻城，若吴军固守，冬天水浅船不得进，吴军只能陆路救援，水战优势迟失。结果真如他所料，孙权令诸葛恪自吴庐江郡的皖，后退至江夏郡的柴桑(长江南岸)。诸葛恪既弃城遁走，司马懿遂焚其积聚。孙权本已发兵救援，所谓的“望气者以为不利”，恐怕也只是想法和司马懿差不多，但诸葛恪无论守或退都被司马算计在内，自己却没半点办法应对。

虽然诸葛恪并没有马上北伐，欲取合肥或襄阳，但像孙权两年前那样，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的防御建设，还是可取的。《太平寰宇记.淮南道四.慎县条》记孙权同时在此筑城(古滁阳城)防备。魏嘉平四年、吴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选择的地点就是魏、吴历年的交战地点：东关山。曹睿时，贾逵就指出在东关的孙权“每出兵为寇，辄西从江夏，东从庐江”，所以东关实乃进可攻退可守之要害。

去年都督扬州的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发兵毁塘并上奏朝廷请增兵，只是魏廷不许才作罢;司马师才刚接掌权力，哪里可以容忍吴在要地立城呢?双方当权者都欲建立军功和提升声望，以解决自身面对的困难，一场只是发生时间问题的战争，终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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