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夏，解放海南岛战役刚刚结束，时任广东军区政治部文书、年仅21岁的笔者，响应政治部机关自愿参加抗美援朝的动员号召，于7月下旬被批准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底作为一名女性英文工作干部随部队入朝，来到碧潼郡，投身于紧张的志愿军“联合国军战俘”管理工作中。
     问讯的策略
     我们招美英等“联合国军”被俘士兵正式谈话叫“问讯”，地方是一间普通朝鲜老百姓的居室，炕的下边烧着取暖的火，上面铺着苇席。屋子中央摆了一只矮矮的小茶几，上面放着茶缸和烟碟。于洪智科长坐在小桌的一侧，带进来的被俘人员，照样盘腿坐在对面，我就坐在于科长的左手边。通常都是以闲聊的方式开始，比如让他说说他的家庭和亲人，入伍前从事什么，等等。然后于科长话锋一转问道：“你大老远地从太平洋的那边，来到亚洲东部入侵朝鲜，为的是什么？”我照实翻译给坐在对面的被询问的美俘听。
     我们在问讯中，从战俘自述参战前的工作、生活、家庭等情况，也可窥见，在美国，上层社会的人与底层的人中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士兵中虽然极少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但他们的知识、思想以致言谈举止，都透露着浅薄和粗鄙。他们的回答一般大同小异，会说他们被告知“打完了可以发财”，又说他们的长官告诉他们“这场战争用不了多长时间，(1950年)圣诞节前可以回家过节”之类的话。对士兵俘虏，我们采取了告知真相的方法。在我们的再三说服教育下，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终于明白了他们受到了欺骗。
     对于当了俘虏的美英军官，我们则采取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1950年底，于科长叫我和警卫员到军官队去提一名英军战俘来。他是一名少校，没有抛弃英国人那副绅士派头，说起话来振振有词。在谈到入侵朝鲜的战争性质时，他竟然颠倒黑白地说：“你们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开始扩张势力。既然你们在西边‘侵犯’英国原有的殖民地Tibet(西藏)，那么在东边对北朝鲜出兵也同样是‘侵犯’。”真是可气又可笑，我一边把他的谬论译给于科长，一边再把于科长对他有力的回答、丰富的知识说给他听。我们用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等不可争辩的事实，真诚地和他谈，逐一驳斥了他的错误主张，最后让他甘心情愿地接受了正确观点。

     追捕逃跑者
     1950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就要到了，美、英等军被俘人员的情绪不免会有波动。果然，就在俘管处千方百计地为战俘准备一次好于平时的节日饭时，发生了意外事件。由一个美俘军士长带头和另外四个随从者在节日前悄悄地溜出了没有铁丝网的战俘营。凌晨四点，警卫员发现后急速来向于科长报告，随即把陈捷和我叫起来，带上四名战士，一行七人便冲进黎明前的夜色中。
     这五名逃跑者把他们的脚印，清晰地留在覆盖着积雪的进山路上。这逃跑的路线直伸延到山坳又翻过山头。我们一路小跑，翻过山头后，于科长叫我边走边喊话：“停下来，不要再跑了！”“只要回来，志愿军不会处罚你们的！”
     连续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急行军。于科长发现我上气不接下气，回过头来说：“折断一截松枝，衔在嘴里就不喘了！”我照做了。虽是冬天，被折断的松枝含在口中还是散发着特有的香气。不知是它有药的作用，还是口里衔物只能用鼻呼吸的调节，果然呼吸平稳多了。
     东方天际开始现出鱼肚白时，隐约可见山沟里一片割过庄稼的田边，有一堆黑糊糊的东西。走近一看，就是他们五人蜷缩着挤在一起，狼狈不堪。领头的军士长哭丧着脸说：“我们错了。这一夜的惊恐、寒冷和饥饿已经让我们受够了。带我们回去吧，求求你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于科长严肃平静地命令警卫战士先押他们回去。我们三人站在一旁，目送四名志愿军战士跟在五个被逮回来的俘虏身后，沐浴着晨曦往回走。这五个俘虏的脚连受累带挨冻，走起路来只能一瘸一拐地蹭着前行。
     当我们走进空旷的山谷中时，于科长掏出佩戴在腰间的手枪，对我和陈捷说：“奖励你们今天完成了追捕任务，每人可打三发子弹。就朝着对面山坡上的松树开枪，随便选定一个目标。”陈捷先打，他稳稳当当地开了三枪，都打在目标的附近。轮到我时，有点迫不及待，根本也不会瞄准，就扣动扳机，连发三枪。哪一枪也未击中任何一根树干，对自己有点失望，不过还是挺过瘾的。然后，几乎是怀着游山的心情回驻地，什么疲劳、饥饿都没了！
     逮回来的五名俘虏，冻伤得到了治疗，又得到饱餐与暖和的床位。于科长开始着手考虑如何处理。他先通过调查了解，初步弄清他们逃跑的谋划与实施经过，再逐一做了问讯。他们自己坦白交代：因为圣诞节到了，极度想家，以致昏了头冒险逃跑，才发生了这次错误的行动。错误地以为可以受得了朝鲜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错误地估计俘虏营距离前线没有多远，更错误地以为朝鲜人会向他们施舍食物和水。从熄灯后出动到半夜已经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后半夜就泄气了。所以，当我们追到他们时，他们已经因迷路而盲目在附近转了几圈，最终绝望地歪倒在田边动弹不得。有一个人说，如果志愿军不来抓他们回去，他们必死无疑。于科长罚他们关禁闭数日，反省并写出检讨，然后放出来，到各营区、各队现身讲述“圣诞节前潜逃惨痛的失败经过和教训”。不过，营区仍未加设铁丝网之类的防护。
     释俘工作
     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接到指示，为了配合前线的胜利，为下一个战役做准备，为了揭露敌人污蔑我军“虐待俘虏”的恶意诽谤，释放一批美军被俘人员，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证实中国人民志愿军对美英俘虏执行的是宽待政策，更重要的是表明中国坚持和平的立场。
     负责释俘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就是当时负责筹建志愿军战俘营的于忠智科长。他从登记的花名册上初步列出名单，再一次逐个谈话，深入了解，反复筛选，最后定下20多人。动身前召开了送别会，被释放的俘虏个个洗理干净，换上蓝色棉衣裤和很厚实的棉大衣及棉帽子，会餐之后便趁着夜色在江边排队准备出发。当时俘管处人员不多，除了必须坚守岗位的以外，包括蒋恺、陈捷和我都到场了。于科长作了临别的最后讲话。在黑夜的江边，也就是被释放者踏上归途的出发地，我们送行者站在他们对面，向他们挥手。此时一名仅有18岁的黑人俘虏眼睛里闪着泪，向前迈了一步，激动地向我们说：我对此感激不尽，这是终生难忘的事，我将告诉他们停止这该诅咒的战争。我将永记中国人的善良友好。此刻再见了，希望日后重逢。这些被释放的战俘回去后，没有一个人说过志愿军的坏话。而这些人活生生地回去的事情本身也足以击破敌方所散布的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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