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恳请释放无罪专家

高尔基和通科夫教授等人的吁请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在上述1919年10月写给列宁的信中，高尔基也对一些科学家获释向列宁表示了感谢：“杰普已经被释放，我很高兴并表示感谢。请释放捷廖申、奥西波夫(最优秀的外科医师之一)、布什、奥尔登堡、谢尔巴和全部科学家。”信中提及的奥西波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曾在精神病学中发展了病理生理学派;而谢尔巴则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他几位也都是著名的学者。

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农民和知识分子政策引发的危机，促使俄共(布)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随着外国武装干涉被击退，国内战争取得胜利，苏俄政府领导人着手调整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自由市场贸易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社会危机，也舒缓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气。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各种社会思潮比较活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纷纷要求苏俄政府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这引起了俄共(布)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在他们看来，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有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在苏俄的复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唯有加强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苏俄国内各知识分子团体纷纷集会，反对政府官员对知识分子创作活动的干预，要求允许思想自由交流，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制来保证新经济政策得以持续执行。1922年初，以反对苏维埃高等教育改革和争取学校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教授罢工已持续了一年多，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引起了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强烈反感。1922年3月12日，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去了。”

5月19日，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发去一封密信，指示国家政治保安局(即原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笔者注)着手准备驱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拿出2_3小时的时间来浏览图书和出版物，作出书面的评价，将所有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误……系统地搜集教授、作家们的政治经历、教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信息……系统地将所有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和间谍组织以及毒害青年学生的坏分子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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