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绝不是列宁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苏俄领导人的共同意见，一系列文献资料证明了这一点。比如，1922年8月30日的《消息报》刊登了托洛茨基为驱逐行动所作的辩护说明：“被驱逐和我们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潜在武器。一旦出现新的军事紧张局面……所有这些不可调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会成为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间谍。而我们不得不根据战时法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和平时期我们预先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原因。”很显然，在托洛茨基看来，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还是比较人道、温情的举措。苏俄领导人之一布哈林也指出：“我们允许的是我们制度框架内的研究自由……当一位卓有建树的教授说我们与世事无关，我们远离政治，请让我们自由地讲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行的。”同年，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也指出：“正在对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加以概括：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领导人“非此即彼”的逻辑看来，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拥护者，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远离政治是绝不容许的。

不仅一大批著名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自然科学专家被列入驱逐出境人员名单，一些青年大学生也位列其中。比如，1922年9月7日，国家政治保安局秘密事务局的书面报告指出，包括乌克兰在内，整个共和国应当驱逐228名反苏知识分子出境，其中包括32名大学生，截至该报告呈交之日，这32名大学生中已有15人被逮捕。根据解密档案文件看，国家政治保安局主席捷尔任斯基等人对于驱逐大学生出境一事非常审慎，1922年9月22日他在给工作人员梅辛格的便函中指出：“亲自检查莫斯科大学生案件，查出了一系列错误。

我请求您亲自体验一下莫斯科的经验，即亲自跟所有拟定被驱逐出境的大学生进行私人交谈，用这种办法纠正可能的错误，并对这些大学生施加影响。”同一天，国家政治保安局副主席亚戈达也给梅辛格留了一个便条：“梅辛格同志：在莫斯科，我亲自复查了所有被驱逐出境大学生的案件，同他们进行了交谈，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驱逐出境，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实质上就是些糊里糊涂、幼稚的小青年。”在捷尔任斯基等人的敦促下，一些原拟驱逐出境的大学生又被留在了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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