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年(1830)，在广州发生过一次洋女逛街事件，几乎让鸦片战争提前了10年开战。这一年的10月4日，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之一) 师偕同几个外国女人从澳门来到广州省城，坐着绿呢小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商馆。此后，一连几天，在 师夫人带领下，几个穿戴时尚的外国女人坐着绿呢轿，到处观光。谁能料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们竟然成了一场外交风波的主角儿。

因驱逐“番妇”引起刀兵相见

“番妇”(晚清官方资料中对西方女性的蔑称)如此招摇弄得满城风雨，官方震惊。因为夷人私带家眷入广州，以及私自坐轿入商馆，都是中国官府曾明文规定禁止的。于是，中国政府责成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过问，并令外商退回澳门，不许在广州省城停留，同时禁止夷人乘坐肩舆(轿子)。

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交涉活动就此拉开序幕。当 师收到中国政府发来的公文时，并不领会中方提出的交涉;而英国商人雅各等，也拿着商行通事翻译的汉字禀帖，亲自跑到靖海门外呈递，表示外商留在广州商馆，如果不准携带家眷，实属不人道。李鸿宾对洋商的抗议申诉禀帖也不加理睬。最后事态发展成刀兵相见--中方通告：如两三天内， 师仍不遵命将夫人送回澳门，将派官兵进入商馆，实施驱逐。

对此，外方派出水兵百余人，携带轻便枪炮，午夜在商馆码头登陆，实施布防，保护商馆。

就这样两相对峙，“番妇”问题使中英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事态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洋行商人出面做输导。最后，还是英方先让了步，向清政府报告了派兵保护商馆的原因，并说如果中国官方肯保障商馆安全，水兵和枪炮自当撤去。在得到李鸿宾的保证后，英国水兵撤回到兵舰上去了。

水兵撤了，但 师夫人以照顾有疾病的 师为理由，并没有立即回澳门，等玩够了，才动身回澳门。

乾隆锁国只许英商在广东贸易

为了开拓贸易，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英国的第一位“中国通”，开始到浙江沿海投石问路。这位英国人在广州贸易多年，通晓汉语，熟悉行情，汉语名字叫做洪任辉。他偕同公司大班汉森，乘船直抵浙海关宁波口岸。宁波在康熙年间是开放的口岸，后来因海岸滩浅水急和商人资本薄弱，被英商逐渐放弃。英船久不北上，此时忽然闯入海滨要地，乾隆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对浙江海防的忧虑。

为阻止英船北上，乾隆帝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方案：不宣布禁令，而是提高浙江关税，让外商无利可图。奇怪的是，浙海关税额的增加并没有吓跑英国商人，不久，乾隆得到信息：英商宁可多交税也要到浙江贸易。

为处理浙江海关事宜，乾隆帝将熟悉广东外贸的两广总督杨应琚调任闽浙总督。杨应琚接连上了两份调查报告，认为浙江不比广东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面辽阔，无险可守，洋船扬帆就可以直达腹地。奏报中不无担心：洋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商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是个巨大的威胁。乾隆当即朱笔批示：“所见甚是。”然后分别密谕两广总督李侍尧和闽浙总督杨应琚：“口岸定于广东，洋船不得再赴浙省。”这就是给大清国的海疆政策带来划时代变动的 “一口通商”上谕。

接下来，英国商船在浙江被逐，清朝沿海官兵处处设防，英商不得不按照老规矩回到广州。但是，事情并未了结。乾隆二十四年(1759)七月，一艘三桅小洋船“成功号”出现在天津大沽海口，英印公司派洪任辉北上京师，向清廷控告粤海关腐败勒索和广州洋行垄断贸易，并请求开放门禁，自由贸易。

一个西洋人胆敢跑到天津来告大清帝国海关的状，这让乾隆感到十分震惊。他召开军机大臣会议，决定派遣京官将洪任辉从陆路押解回广州，福州将军新柱从福建省前往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一起在广州会审。

这场洋人控告案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50大扳，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抄家流放，洪任辉以“沟串内地奸民，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澳门圈禁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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