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化成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和利诱，但始终未暴露身份，咬定自己是个伙夫，龙岩县人。敌人仔细端详他光溜溜的秃头顶，留着两撇山羊胡子，又似老实巴交的伙夫，又像跑山区收山货的商人，一时又找不到真凭实据，只好决定将他押回龙岩县处理。在未解押龙岩之前，罗化成与同狱的原清流县保卫局局长梁国斌互递眼色，密商逃狱。
     罗化成和梁国斌彻夜未眠，等守狱的哨兵进入梦乡，罗化成一个箭步横跨过哨兵的身体，吹灭了牢门的马灯，和梁国斌一起借着星光迅速翻出墙外，越过敌人的重重岗哨，顺利地下了山。他们去寻找党的组织，可是，担任联络的地下党员已被敌人杀害。正走投无路之时，罗化成对梁国斌说：“小梁，在红军撤退之前，我和工农银行的一个干部，在鸡公岽埋藏了一瓦罐法币和金条，我们何不取出来应急?”
     梁国斌说：“那好，先解决盘缠，找到党组织再说。”于是，他俩长途跋涉10多天，遍山寻，遍草翻，终于找到了那个瓦罐。瓦罐里藏着1800元法币和六根金灿灿的金条，他们取走一半，另一半留下，以备那个银行干部的需用。
     1935年11月，罗、梁抵香港后，与邓芳(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的胞兄)取得了联系，暂时在香港以养猪、种菜为掩护，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次年秋天，罗化成联系当地几名党员，成立九龙临时党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协助进步学生演出抗日救亡剧目。罗化成亲自刻钢板，油印抗日刊物《铁流》，秘密散发。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1937年8月，罗化成、梁国斌奉命回闽西工作。他先后在长汀、连城一带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打游击。同年12月，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闽西抗日人民义勇军改编为新四军，罗化成任二支队军医处主任。开始，他被留在二支队后方留守处工作。他经常深入各地，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年春节，罗化成奉命带领200多人的部队，回到久别的故乡——南阳南山村。这时，他才知道，父亲被敌人杀害，母亲病故，房屋被烧毁。乡亲们都认为他是回来报仇雪恨的。有的人劝他趁机杀死血债累累的国民党乡长黄志煌。罗化成面对这残酷的现实，一阵怒火直冲胸膛。不过，他始终没有流泪。他说：“我的泪早已流完了。现在家仇国恨集于一身，不是流泪的时候!”罗化成想到党的重托，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压下了熊熊的心头怒火，亲自找乡长黄志煌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对黄乡长说：“眼下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家民族处于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不能只顾自己报仇，不顾国家民族的深仇大恨，我们应该以民族利益为重，抗日救亡是当今头等大事!”接着，罗化成在郭寨召开了上千人的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与乡长黄志煌谈判。这天，黄志煌诚惶诚恐，怕有变卦，三步岗，五步哨，甚至在区公所的大楼上架起机枪，以防众人闹事。罗化成临危不惧，只身一人，从容走进会场。他面对荷枪实弹的国民党乡丁队，侃侃而谈抗日救亡的主张。并提高嗓门对面色蜡黄的乡长说：“我奉命与你谈判，目的是商议国家大事，并非与你算什么账，要算私仇，八斗麦子也数不清。现在，我们要捐弃前嫌，共同抗日!”罗化成的话，博得雷鸣般的阵阵掌声。接着，他又向黄志煌提出了取消对红军游击队的封锁和敌对行动，保护红军家属安全及救济灾民、难民等条款，黄都一一答应了。不日，区乡公所大门外贴满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等标语，促进了全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8年6月，罗化成奉命前往苏南抗日前线，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军需处处长；1939年春，任二支队政治部副主任；10月任代主任。
     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生活，罗化成的身体已很虚弱。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几次要调他到后方工作，他却始终坚持要在前线与战士们同甘苦。他做政治工作，善于耐心说服，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同志们爱戴他，把他和参谋长罗忠毅合称为“我们可爱的一担罗”。
     罗化成生活非常朴素，而对战友关怀备至。一次，作战科参谋王培臣患严重痢疾，罗化成跑到30多公里外的镇上买药，并通宵达旦守护在他身边，直到他脱离危险。有一次，马夫李阿美病倒了，他亲自安排车子，送小李住院，还为小李送饭送菜，掏出零用钱给小李买营养品。李阿美噙着眼泪说：“罗主任真是我的再生父母。”一次，一位小战士在急行军中把鞋丢了，罗化成发现后，立即脱下自己的军鞋，递给那个小同志穿。在行军中，他发现哪个战士生病，他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还亲自为生病的战士背背包，扛枪，送饭菜。战士们感动得流泪，他总是说：“我们是阶级兄弟，就该情同手足。”
     罗化成还兼任当涂、芜湖、江宁一带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在他的努力下，第二支队活动地区的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先后建立起县、区、乡政权和党的基础组织。同时，各级青抗会、妇抗会、农抗会等群众性的抗日团体也纷纷地建立起来，群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
     罗化成作为第二支队的政治部主任，经常亲临前线指挥。1939年夏，罗化成来到六团，正与几位闽东来的干部凑在一起，叽哩哇啦地用福建话谈起家常来。忽然，侦察员报告，发现日军向白兔镇开来。只见镇北头尘土飞场，日、伪军黑压压一片，妄图袭击我军。罗化成见状，当机立断地对干部们说：“敌人再多也要打!”接着指派一个连占领镇南的山堡，迎击敌人：命令一个营插入敌北面，打敌后尾部队。经两小时激战，击溃了敌人。战士们说：“这次战斗取胜，多亏罗主任的果断指挥。”
     罗化成还采取措施，保证革命军队内部的纯洁性。设在太平县小口镇的新四军医院，连续发生医疗事故，有一次有50多名伤员莫名其妙地死去。新四军领导得悉后，个个吃惊。罗化成到医院调查研究，细致地分析事故的原因，终于发现了蛛丝马迹；再顺疑点查究，终于侦破了隐藏在军医处的国民党特务“兰罗王”用日本毒针害死我伤员的案件，消除了隐患，保证了医院的安全。
     1940年1月，罗化成与罗忠毅率领二支队司政机关进入句容以北地区活动，指导该地区的党组织开辟工作，先后在朱巷、胄王山等地与“扫荡”的敌人进行了几次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句北地区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1940年2月20日，正是江南大雪纷飞的日子，罗化成冒风雪指挥部队与日寇作战，受冻致病，加上心脏病复发，病逝于江苏省溧阳县竹篑桥地区，时年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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