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

当时的舆论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保路运动。1911年7月17日，《申报》10版题名为《四川人之争路热》的文章中写道:“四川保路同志会开会於成都铁路董事局，到者二千馀人……因借债而路亡，因路亡而国亡……”演说力陈路归国有与借款合同之损失。1911年9月28日，《申报》4版题名为《川路滴滴血(八)》的文章写道:“今政府未与协议，一旦收归国有，富者无端失此大利，心已不甘，路股七百余万金，政府又镶为己有，贫民减衣缩食之所积遂归乌有之乡，痛在切肤，情何能忍，于是倡议争路。而官吏阻之，遂不得已罢市罢课……”

为了缓和局势，四川咨议局致函四川总督，要求转奏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不久，川路股东4000余人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确定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派人赴各地讲演，联络其他团体，并选代表赴京请愿，力争废除借款合同。但是，清廷非但不顺应舆情，反而指责保路运动领导人滋生事端，将赴京请愿的代表押解回川，并命川督赵尔丰兼程赴川。赵尔丰囚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保路同志会近万人到督署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制造了“成都血案”。

由此，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各地群众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乘机在各县发动反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1911年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

8月4日，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四川资中县)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其势锐不可当。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筹划已久的革命党人乘机起义，辛亥革命从此启动并大获成功。

令人唏嘘的是，1911年10月25日，盛宣怀被革除邮传部大臣的职务，朝廷特意在旨意上表述为“永不叙用”。被革职两天后，从权力巅峰跌下来的盛宣怀离开北京，在1911年的最后一天从中国大连港出发，乘坐一艘邮轮前往日本，67岁的清朝老臣开始踏上流亡之路。5年后，盛宣怀在上海郁郁而终，这也是清朝官商背景下相对放眼世界人物的集体命运。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