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风依然料峭，尤其是在纽约哈德逊河的入海口。
     我和所有的人一样，裹紧了冬衣，戴上了帽子。能在寒风中依然挺拔矗立的，只有她——一手拿着独立宣言、一手高擎着火炬的自由女神。
     她一直这样站立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这群人中，曾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老人，他的名字就叫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知道，他眼前这座巨大的雕像，后来被中国人称为“自由女神”。“女神”一词，是中文里特别加上的，这令这座雕像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英文原文(Statue of Liberty，自由雕像)，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这或许是中国人对这座雕像的独特贡献。
     李鸿章只知道，这座雕像叫“自主女神”。在他抵达纽约前的10年(1886年)，出使美国的张荫桓，在日记中记载道：“西人谋事至深远矣。此为法国赠美国自主之像，当华盛顿叛英时，法实为之助。”
     很长时间里，“自由”一词在大清国虽然算不上敏感词，但却乏人运用。黄遵宪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而严复则更是一针见血：“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在见到纽约的自由女神之前，李鸿章已经访问了自由女神的娘家法兰西，并在那里第一次切身经历了“自由”。

     “目无君父”的共和国
     1896年7月14日，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在这个法国人砍下自己君主头颅的纪念日，李鸿章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古老、庞大、腐朽的君主国的最有势力的官僚，却受到了法兰西公民们(不是“臣民”)的热烈欢迎。
     李鸿章在这一天觐见了法国总统富尔，并参加了阅兵式和塞纳河上的焰火晚会。
     从7月13日到8月2日，李鸿章在法国整整停留了21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成为法国报刊追踪的焦点，甚至连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法国第一大报、也是欧洲第一家日报的Le Petit Journal，也在7月20日用头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李鸿章身着黄马褂的大幅彩色画像。纵览这家报纸直到1944年停刊为止的全部历史，除了欧洲的君主们以外，以个人肖像、尤其是一个东方人的个人肖像作为封面人物，仅此一次。
     实地考察这样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对于李鸿章、乃至他的使团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当新鲜和震撼的。在李鸿章子侄辈编撰、并由其亲自审阅的《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中，记录了7月16日法国总统在爱丽舍宫(旧译“一粒西宫”)为李鸿章举行的欢迎晚会。大清代表团惊诧地发现总统与其本国臣民也行宾主礼，而不是臣礼，看上去自贬身价，却“人卒无敢戏渝也者，情与义交尽也”，这样的官民关系远比大清来得“鱼水情深”。
     在李鸿章到访之前的7月8日，法国国会专门讨论了大清代表团的接待规格问题，最后确认采用高规格，并拨出公款为大清代表团租赁豪华宾馆。法国有媒体在事后对此表示质疑，认为接待李鸿章耗费了上百万法郎的民脂民膏，是对纳税人的亵渎。法国政府无奈，只好在报章上公布了所有细账，总价不超过8万法郎，只相当于白银2万两，这才令舆论平息。相信大清代表团应该注意到了这些争议，但历史资料没能记录下李鸿章对法国政府在民意面前如此“弱势”和谨小慎微的观感。
     对于这种“目无君父”的共和国，中国人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词汇去描写。在当年的中文资料中，法国总统就任前的住所被称为“潜邸”，甚至数十年后，一些皇家专用的词汇，如“万岁”等，也还被原样地套在改穿中山装或西服的新元首。
     但当年，有一个词却已经破天荒地开始运用：“民主”，即“民选之主”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在共和制下取代了“以君为主”的“君主”的总统们。这一词汇，运用并不长久，而终被“总统”所替代，或许因为“总统”一词更能反映强人们“为民作主”“总而统之”、而非 “民选之主”的愿望?
     “李民主”、“李总统”
     李鸿章在这与“共和”亲密接触的21天时间内，除了官民关系外，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法兰西与俄、德那样的君主国家有什么区别：在大清的巨大购买力前，共和国和君主国都同样对李鸿章畅开了大门，政治理念在国家利益面前，无非是个婢女而已。在李鸿章的经验中，列强所加诸在中国身上的欺凌，与列强的国家体制、意识形态毫无关系，在压榨中国方面，列强们人人平等。
     与访问俄、德不同的是，在这21天中，李鸿章足足安排了6天时间，参观银行、报社、织绸厂、提花厂、煤矿铁矿等，是本次出访中对民生相关产业最为密集的考察。在出访其他国家时多为重点考察对象的军火企业，倒在法国之行中成为配角。有研究者认为，在李鸿章眼中，法国的军事能力实在是稀松得狠，十多年前的中法战争，法国在军事上丝毫也没有占有优势。到了“民主”统治下的共和国，多看看民生产业，倒也符合共和国的定位。
     尽管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李鸿章对法兰西那样的共和国的直接评价，但在出访前一年(1895年)，李鸿章在为李提摩太译作《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作序时，却极为大胆地写道：
     “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甚至认为，“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天下大公之局。”
     这样的观点，显然并不符合大清帝国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却是李鸿章一生中难得表露出来的思想闪电和理论锋芒。
     再看看李鸿章随后在另一个共和国美国，面对新闻界所发表的大量言论，尺度相当开放，完全是一个世界大势了然于胸的达者。梁启超日后所谓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若不是借题发挥，便是纯粹抹黑了，或者是被李鸿章的“劲气内敛”(曾国藩的评语)所蒙蔽?
     李鸿章曾经离最高权力、包括成为中国第一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中俄伊犁之战时，他的好朋友戈登就鼓动他“黄袍加身”。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运动中，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再度被国内外多种势力看好，纷纷鼓动他搞独立，乃至建立共和国。梁启超分析说：“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但他认为，李鸿章并不具备“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敢于自立，并为此对李鸿章冷嘲热讽。
     在梁氏这样将反政府作为饭碗的人眼中，民主也好，共和也罢，归根到底还是要夺权，甚至成了夺权的手段和旗号。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李民主”或“李总统”，则或许在他的笔下又成了袁世凯一般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