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嘉植，1918年3月20日生于陕西省富平县薛镇乡盘石村一户农民家庭。是兄弟姊妹中惟一的一个读书郎，父母双亲对他寄予无限厚望。在县城高小毕业后，石嘉植于1934年秋考入西安省立一中。
     从县城来到省城，16岁的石嘉植心胸豁然敞亮：那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亡呼声，那如火如荼的集会、演讲、游行，使石嘉植热血沸腾，他毫不犹豫地投身革命洪流，成为积极分子。
     1936年3月，石嘉植作为发起人之一，和同学共捐献38块银元，创办了一种杂志，取名《心声》。在1936年4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的一篇题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剖析了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和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区别，指出和平必须采取坚决的斗争来取得，一味退缩忍让只能是国破家亡。愤怒抨击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大声疾呼那些幻想靠和平手段向日本侵略者乞求“和平”、苟且偷生的糊涂人起来进行抗日斗争。他写道：“现在我们国家已到千钧一发、危不堪言的状态。我们甘心做亡国奴吗?要知和平是我们的天性，战争是我们争和平的利器。法国人常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一句我们应当切记的格言。争我们的自由非我们团结起来努力去干!决不要象奴隶般地顺从!同胞们!要想同列强站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非同我们的仇敌拼命不可!”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个热血少年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这年年底，在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热潮的鼓动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并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警察、特务仍然视学生的抗日救亡组织、抗日救亡活动为“非法”，进行镇压和迫害。他们把抗日救亡活动高涨的省立一中诬蔑为“土匪一中”，把放了寒假也不回家热情宣传抗日的学生叫做“土匪学生”。石嘉植和同学们毫不示弱，一面继续宣传抗日，一面针锋相对，骂特务、警察是汉奸、卖国贼。1937年1月的一天，石嘉植和同学们在西安西大街演讲时，和特务发生冲突，从对骂到对打，学生人多，把特务痛打了一顿，迅速撤回位于西门里早慈巷的校内。当天夜里，警察和特务拿着“黑名单”闯进学校抓人，石嘉植在睡梦中被吵闹声惊醒，急忙穿上衣服，从学校北墙翻出校外。怀着满腔悲愤，他连夜徒步赶回100多公里外的富平家乡。
     不久，石嘉植决定北上，去那真正抗日的地方。他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一段后，1937年3月初，长途跋涉，来到了梦绕魂牵的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下旬，石嘉植从抗大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任文化宣传干事。9月底，一二九师全体官兵抱着“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决心，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开辟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10月下旬到1938年2月，一二九师在正太路南侧多次伏击日军，打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歼灭战，消灭日军3000多人，在晋东南站稳了脚跟。在神头岭战斗中，石嘉植初露锋芒。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驻山西潞城的日军第一八师团的一个辎重大队沿公路向北开进，配合敌军九路围攻，夜间在神头岭北麓一个山村宿营。为了摸清这股敌人的实力，团首长命令由文化宣传干事改任情报干事的石嘉植，带一个班进村进行“剖腹侦察”。夜半时分，石嘉植带领战士们摸到村口，见一个日军哨兵正抱着枪来回游动。石嘉植让战士们就地隐蔽，他手握一把刺刀，只身悄悄运动到一个碾盘旁边，蹲伏在黑影里。当那个哨兵刚从碾盘边走过去，他一跃而起，奋力一刀刺穿敌兵的胸背，这个哨兵还未来得及喊一声，就扑倒在地，见了阎王。石嘉植率领战士们进到村中，摸清了卡车、骡马大车的数量。临撤出时，他带领战士扑进村边敌人睡觉的一间草房，用枪托、刺刀对准熟睡的敌军一顿狠刺猛砸，当即消灭十几个日军。一个敌军官伤重未死，摸到手枪开了一枪，被石嘉植跳上炕头又补了几刀。
     枪声惊动了大批敌人，村里顿时一片人喊马叫。石嘉植急令战士们穿戴上敌军的大衣、棉帽，背起缴获的枪支弹药撤离。刚跑出村子南头，日军已尾随追来。石嘉植乘敌人不辨真伪之际，命令战士就地卧倒，返身向敌人投出几颗手榴弹，接着又用刚缴获的歪把子轻机枪猛烈射击，把敌人打倒一片。在团部派出的一个连兵力的接应掩护下，石嘉植带着一个班无一伤亡撤回驻地。战斗结束后，冀南军区授予石嘉植“威震敌胆”奖状，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还特意让石嘉植等穿着缴获的日本军服，拿着缴获的枪支照了一张照片。全国解放后，这张照片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并收入了画册。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了有效地牵制敌人兵力，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一二九师召开了石拐会议，决定全师派出41个连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石嘉植跟随陈再道、刘志坚率领的东进纵队开辟冀南平原的游击战争，担任了冀南军区敌工部行动科科长。
     行动科主要担负对付日军、伪军、汉奸的策反工作，铲除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并管理教育日军战俘。在石嘉植的努力下，被冀南军区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不少参加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成为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白发苍苍的日本朋友还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到石嘉植的名字。
     1940年冬天，冀南军区为了冲破敌军封锁，打通和冀中的通道，分化瓦解伪军并及时掌握敌军动态，决定成立一支以德州到石家庄铁路沿线为活动重点的地下武装，命名为“德石敌工队”，任命石嘉植为队长。
     石嘉植通过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首先和在景县龙华火车站当工人的地下党员张芝涛接上头，以张的“内弟”的名份在他家落脚，很快学会了本地话，办理了“良民证”，接着以作“收购纱线”生意为掩护，走村串乡，开展活动，在当地党组织的协助下，吸收申月川、于青藐、丁庆文、岳立章等十几名爱国青年，正式成立了德石敌工队。
     石嘉植领着敌工队员，在两年多时间里，活动于景县、衡水、枣强、德州一带，进行了大小几十次活动和战斗。杀鬼子，除汉奸，窃情报，烧军火，扰得日伪军坐卧不宁。
     1941年初春的一天深夜，在火车站做工的敌工队员岳立章报告了一个紧急情况：凌晨两点，将有一列军车由衡水开往青兰。石嘉植吃了一惊，急忙叫上张芝涛摸黑飞跑到10多公里外青兰附近的陈加官村，通知驻在那里的县大队转移。县大队前脚刚走，300多名日军组成的快速部队后脚扑来。
     事后，石嘉植怀疑汉奸张荣和杨二洪向日军告密。这两个汉奸一方面帮日军大干坏事，一方面又和县大队侦察员拉关系，想脚踩两只船。出事前一天，县大队的侦察员曾让张荣想办法搞子弹，搞到后送往陈加官村，子弹没送来，日军却来了。石嘉植翻了翻汉奸的“生死簿”，见上面记的这两个家伙干的坏事多，好事少，看出他们干坏事是真，干好事是假，决定除掉这两害。他先通过邮政代办所搞到杨二洪家乡的地址，接着导演了一场敌工队和县大队联合演出的“除奸戏”。
     这一天，在侦察员多次催促下，汉奸张荣向孙德厢村送来了80发步枪子弹，受到八路军“王连长”的热情欢迎和款待。晚上喝酒吃饭时，“王连长”把口袋里的钱、钢笔等掏出来放到桌上，吩咐再去买点酒肉，接着佯装醉倒，被扶走休息。
     被挽留住宿的张荣心存鬼诈，偷偷翻看桌上的杂物，发现其中有一张杨二洪写的信，谈到日军的兵力装备以及准备利用回家机会当面禀报等语，认为是向日军邀功领赏的好机会，惊喜异常，急忙把信藏到腰带里。第二天回去后，交给了日军军曹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