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北宋边关几位主要将领各怀心事。护军王邀功心切，便令副帅杨业进军，杨业明知出兵必败但却不敢违抗命令。一边是副帅，一边是皇帝派来的护军，潘美自然只有装聋作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听任杨业出战。

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和舞台上的故事有点接近了，杨业战败被俘，绝食三日而亡。杨业生得平凡，死得伟大，这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悲剧英雄。然而在他死后，杨业的人气却达到了最高点，成为民间讴歌的对象。而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潘美却阴差阳错地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为陷害杨业的小人。

开封市里至今还有两湖，一清一浊，清者被人唤作杨家湖，浊者自然是潘家湖。你看，有时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而又蛮不讲理。

包拯未当宰相

传统戏中，包公经常被称为“包相爷”，其实包拯从来都没有做过宰相。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联结政治制度各部分的中心环节。从宰相制度的兴废看，其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期、创立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宋朝处于宰相制度的调整期，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也不固定。很明显，“多相并行”的目的在于分散相权。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差别，使正宰相事权更为分散。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事。但宰相初度无论怎样调整，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因此，在宋朝，在文武百官心目里，宰相之职近于鸡肋，食之无味且有些危险，弃之却心有不甘。

包拯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宋景祐四年(1037年)，任天长(今安徽天长)知县，后调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州。回京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奏江西转运使王逵，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朝野为之震动。

嘉祐元年(1056年)十二月，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他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敬仰。宋嘉祐六年(1061年)，他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都可听得到。

很显然，包拯担任过的最高行政职务是枢密副使，也就是枢密院的副长官。枢密院是管理军国要政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因此，虽然包拯没有担任过宰相职务，但其担任的枢密副使也可称为副宰相级别的官职，被后人称为“包相爷”也不算太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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