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起吴楚越

吴国历史短而宝剑多，“季札剑”、“鱼肠剑”和“离镂剑”就浓缩了吴国的全部历史。

公元前601年，晋国教会了吴国“乘车、战陈”，还“教之叛楚”。按《左传宣公十年》所载，这一年还发生了楚国东伐“群舒”，“盟吴、越而还”。楚国不但攻灭大别山以北的舒人，也对山南鄱阳湖盆地的干越人群做了类似的事情。

鄱阳湖平原周边有丰富的铜矿储量，楚国过去就频频伐越，以“干将、莫邪”为代表的干越人群，既能为楚国造铜兵，又能补军旅，可谓一举两得。但正像当年干将献了雌剑，藏了雄剑，由儿子“眉间尺”杀楚王复仇，干越人可不是心甘情愿为西来的楚人卖命。

问题是，干越去了哪里?《管子小问》记录过一个小故事，“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也就是说，部分干越沿着长江或者赣东北、皖南之间的黄山通道逃亡到了太湖平原。这些以“凿齿”习俗作为成年礼的干越人群，的确不分老幼地和吴国有过激烈交战。但最终被长江下游的吴人吸纳。证据就是，吴国也开始“造剑”。《吴越春秋》里，干将的籍贯被定为“吴人”，时间就是阖闾的时代。

长江下游芜湖一带的南陵、铜陵也产铜矿，遗址历史可追西周。加上擅长冶铜的干越迁入，吴人的铜剑生产蒸蒸日上。产品多了，需要客户认可才好。季札周游北方诸国，带着宝剑出门，挂剑轻身而返，便隐隐表达了这个意思。今日考古发现，“吴王光剑”在山西、安徽出土了2柄，“吴王夫差剑”在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共出土了9柄。看来季札当年外交兼贸易大使的职责履行得很好。

楚在长江西，吴在长江东，干越在中间。当愈来愈多的干越受楚之迫，东迁入吴后，和吴国与北方诸国交往增长同步的，就是楚国人力、物力资源的流失--为楚国扼守北方重镇，管理齐、晋贸易的伍子胥和公子建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成为楚国贸易下滑的替罪羊--于是，楚国与吴国难免一战。《左传》里说，楚国和吴国在长江下游的争夺，起因是边境妇女“争桑叶”，而《吴越春秋》则说是吴国“湛卢”宝剑莫名飞到楚国，两国因剑而争，不管怎样，这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资源争夺战。

频繁应对西部的楚国，让长江下游幅员不广、人口不丰的吴人很快限于被动。吴王僚多次派公子光伐楚，与其说是“争霸”，不如说疲于应对。刺客专诸口中的“母老子弱”，与其说是专诸担心行刺后，无人照料家人，不如说是广大疲于战事的吴地民众的心声。

替代吴王僚上台的阖闾找到了新的人力来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提到阖闾的叔父余祭曾经“伐越，获俘焉”，只不过这个叔父也被一个越人俘虏砍死了。《吴越春秋》里则有阖闾“以越不从伐楚，南伐越”，而《郁离子》也提及，越人曾为吴伐楚造舟。这里的越人不同于早先进入吴地的“干越”，来自吴国以南，绍兴-宁波平原上未来赫赫有名的越国，但这两者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伐越之后的吴国很快就攻楚成功，为伍子胥报了大仇。只是，没有人预料到越国越来越强，最终砍掉了阖闾的脚趾，也间接奏响了伍子胥和吴国的丧歌。

“越”“越”复跃跃

吴国的兴起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拜楚国东进引起的“干越”迁移所赐。吴地铜剑北上，晋国的马、车，齐国军事家孙武的军事战略南下，使僻陋一隅的吴国和东亚其他人群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可短暂的繁荣，也因为楚国迫境而昙花一现。很多人认为“吴、楚争霸”的结果有利于吴国一方，可是除了攻入楚都一役，两国都在长江下游争战，在今天的安庆一带留下了“吴头楚尾”的名称。换句话说，楚国决战千里之外，而吴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家门口迎战，吴地资源有限，缺乏战略纵深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吴王阖闾把目标瞄准了南方的越国，越国的人口和资源，的确是吴国速胜楚国的关键，也加剧了吴国速朽的进程。几乎被后者倾覆的楚国与吴国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他们拥立一位“越姬”生下的楚惠王即位复兴楚国，《史记列女传》说她是越王勾践的女儿(缺乏明确证据)。但是，阻击了西来之敌，获得短暂喘息机会的吴国，很快将在正南面遭遇他们毕生的对手，他的名字叫勾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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