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写一文道:“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同样对此不懂的汪精卫对于军队系统内部的过节不甚明了,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却无钱可拨。就这样,调兵入热河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但却在汪的一再催逼下演成了一场意气之争。最后,张学良向当时国民议会列出了一笔巨额军饷,要求拨款守土,使得汪精卫一筹莫展。
     汪精卫走投无路,灰着脸请蒋介石回南京主持局面,蒋却以忙于“剿共”为名拒绝,又不允汪上庐山,终于惹怒了憋着一肚子火的汪精卫。于是,1932年8月5日,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便突然夜走上海,次日又分别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国民党中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和蒋介石,声称他自1月28日“忝长行政以来,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告诉蒋介石他已向国民党中央“辞职”,“拟俟允后即回京在中央党部服务”,要蒋“大驾回京”,主持政务。
     汪电一发,立即引来国人对汪的同情和对张的谴责。8月7日,张学良在北平发表谈话,声泪俱下,表示要辞职,同时致电汪精卫:“东北沦陷,本人应负责任,理应辞职以谢国人,此后政务交北平政务委员会,军事交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分别办理。惟当此国难期间,汪院长担负全国行政重任,不宜以个人细故突然求去,请即打消辞意,继续负责。”

     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张学良在接到汪电之后,即还汪一电,对其加以辩护和反驳。张学良说华北税收“支抵办法系民国十九年由政府及财政部规定,有案可凭”,声称“余自受命任职以来,对于一切军政事务处处请命中央”,试问“究竟有何事,中央欲加过问,而余不予同意乎”?
     而自“痛恨御侮策划难以贯彻而辞职”电文发表后,汪精卫便称病不见客。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和内政部长黄绍雄都避嫌不肯代理院务,而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随后亦通电辞职与汪精卫同去,中央政局已陷入无政府的危险状态。
     目睹及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接到汪“辞职”电的次日即急电汪,“值此国难日急,断不能任高贤远引。矧国家大政,端赖主持……盼打消辞意,即日回京”,并决定派居正、何应钦为代表赴沪挽汪。蒋介石也急忙“恳切挽劝”,一方面8月7日电汪,称“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国难而来,现在无论有何思想困难,必须共负仔肩,勉渡难关……务望即日返京,主持院务”;一方面于8月8日电国民党中央挽汪代表何应钦及蒋汪合作的桥梁朱培德,“速行赴沪恳切挽留”,声称“如汪决定不干,弟亦辞职不干”。
     不料其后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五十七人公开发表宣言,誓与张少帅共进退,更是将汪精卫逼人绝境。在此情况下,8月22日中常会遂决定:由于汪(指汪精卫)身兼中常会和中政会两会之常委,而两会“又系政治策动中心,端赖汪氏主持策划,职务既极繁重,对行政院之日常政务势难一一兼顾,但行政院又为一切政策之执行机关,院长一职未便常此虚悬”,故以副院长宋子文代理,“院长正式人选问题,留待三中全会讨论”。
     这一场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是汪去张留:汪精卫称病人院,旋即出国;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后,又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仍主持华北军政。同样,汤玉麟亦主持热河,依然故我。
     此事对汪精卫影响甚大。待其再度回任之后,便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终于完全改变了立场,日益转向消极妥协,最后竟在日本“梅计划”劝降之下走上了叛国投敌的不归路,堪为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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