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导致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本原因。虽然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实行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因而实质仍然是“消极抵抗，积极谋和”。
     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蒋介石曾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战，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何应钦、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何对冈村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塘沽停战协定》的真实意图，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最好的注释。
     第二，两线作战是长城抗战失败的必然命运。对日作战是关系全中国命运的大事，需要集中国内主要力量应战，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围剿红军。面对强敌，却如此轻率应付，这种两面作战，重南轻北的做法，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正如有的台湾学者指出的：“热河之役的失败，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唯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

     3月下旬，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日本调兵遣将，准备做最后的决战。此时蒋介石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蒋介石和何应钦在与前线将领谈话中，都一再强调，“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争取外交解决。”蒋介石何应钦对长城抗战的态度，像一瓢冷水浇在抗日前线将领的头上。沉重的打击了前线将领抗日的决心。镇守冷口的商震，就是考虑到，在蒋介石的眼里，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住脚的，此时的他既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抵抗日寇，又尽量要保存实力。因此他在前线始终只放一个师的兵力，预备队远在大后方。防御战线过长，便一字排开，没有纵深配备，没有机动兵力。因此4月上旬，日军对冷口发动强大攻势
     的时候，尽管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他们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在多少次集团冲锋下，与敌血肉相博，坚守了5昼夜，最后镇守在冷口右侧的白羊峪141师721团官兵几乎死伤殆尽，敌人趁机突破防线，杀开一条血路，突进长城，从侧翼包围冷口，使冷口失守，造成长城战线全部退却，长城抗战最后失败。
     第三，在战略上消极防御，死守阵地，被动挨打。日军在进攻热河前，驻扎在华北地区和热河的中国军队(包括义勇军)达到35万之众，仅热河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汤玉麟在热河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约10万人。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不过5万人，加上伪军才10万人。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牵制何柱国、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还利用刘桂堂、崔兴五、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同时，日军集中了装甲车、汽车、骑兵部队，沿交通大道快速调动，很快将热河占领。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往往是一字排开，没有纵深，消极死守，线长兵薄，工事简陋，一点被突破，全线即溃。
     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而且有地形上的的优势，如果在日军进攻时，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大量杀伤敌人的生力军为目的，采取运动战、伏击战，夜袭战，或派出小分队，攻其后方，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事实上，局部的出击是有奏效的，如第29军在喜峰口、罗文峪的夜袭等;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如冷口的进攻战，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亦未持久，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即使是这样的战斗往往也只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