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况扩展之要因

在当地持续交战的过程中，7月8日，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代替正在疗养中的次长今井清向参谋总长做了汇报，为防止事件扩大以参谋总长名义向驻屯军司令官下令，“应避免继续行使武力”。9日，以参谋次长的名义提出了禁止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驻扎、处分负责人、谢罪及取缔抗日团体等停战条件。停战交涉在北平特务机关与第二十九军代表之间进行。7月11日，第二十九军接受了（1）道歉和处分负责人，（2）不在宛平县城、龙王庙布军，（3）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11日晚8时，于当地缔结了协定。

另一方面，近卫文麿内阁在7月8日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对于此事件虽然决定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这个“不扩大”并不意味着限制动员派兵到华北。在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陆相杉山元提议有必要从日本本土派遣3个师团，但因遭到其他阁僚的反对而取消。但是，7月10日在当地龙王庙再度发生冲突后，11日的内阁会议上，在采取不扩大、当地解决之方针的同时，还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的提议（实际上派兵被予以保留）。但在同日下午6时过后的派兵声明中，却断定“毫无疑问此次事件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并表示“放弃为不扩大事态的和平交涉”。

近卫首相在11日晚召集舆论界、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指出：“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得已之事”，从而要求全面配合派兵。虽然近卫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但他相信如果表现出将要派兵的强硬姿态，按理说“中国方面会屈服”，事件因此可以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总而言之，在决定派兵的同时公布此一决定，是无视与此同时在当地进行的为停战所做的努力之行为，这也使得其后的交涉工作变得困难。（注：作为天津特务机关人员出面与第二十九军进行停战谈判的今井武夫回忆道：“正因为是日华双方为局部解决而努力的这样极其微妙的时期，这次朝议决定给我们当地日本方面代表的行动造成困难，同时也惹起中国方面的连锁反应，态度变得强硬，给双方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影响。”今井武夫『支那事変 回想』、 書房、1964、31~32頁。 ）

中国的抗日气氛高涨也使得中国方面接受妥协的停战方式的可能性变小。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即8日，通电全国，要求发动“抗日自卫战争”和国共合作。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鉴于对日抗战内外体制的筹备还未完成，暂时以事件的和平解决为重点。因此，在17日的庐山谈话（19日公布）中表明其决心，即尽管寄希望于以外交方式来解决，但如若到了无法解决的“最后关头”，则必须进行抗战。

这期间，在天津为解决此次事件的努力仍在继续。7月19日，在当地军队之间，中国方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条件，签订了有关取缔排日言行的实施条款（停战细节协定）。

驻屯军于21日，给东京陆军发电报称“二十九军全面接受我军的要求，正逐渐付诸实行”，以表达其慎重派兵的论点。在此前一天的20日，应陆军省部的要求，内阁会议同意派兵华北。但又根据驻屯军的意见和参谋本部派遣人员的当地形势考察报告，参谋本部再次搁置了派兵计划。

但是，25、26日连续发生小冲突事件（廊坊、广安门事件），以此为契机，陆军决定实施已被延期的3个师团的调兵动员，并在27日得到内阁会议的同意。于是，驻屯军28日开始全面攻击，第二天基本控制了永定河以北的北平、天津地区。随后发生的通州事件，是在日本形成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舆论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事态扩大至此，但其不扩大方针仍被坚持下来，参谋本部的派兵计划及作战范围都以只限定在北平、天津为基本方针。自7月底起，作战部部长石原、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一起向外务省和海军方面做工作，以寻求由国民政府方面提出停战要求的可能性。在陆、海、外三省共同定下的停战条件的基础上，又委托日本驻华纺织行会理事船津辰一郎在上海与中国方面接触（船津工作）。船津于8月7日抵达上海开始进行接触，但因上海形势紧迫而未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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