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俄共的迅速壮大和自己革命的教训中，孙中山意识到：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师法俄人”，“以党治国”。学俄共“组织和宣传”特长，是孙中山“师法俄人”的主动机。而俄共这样的组织，日本是没有的，北一辉的黑龙会，宫崎寅藏的浪人会虽然也叱咤风云，但他们和后来的日本共产党一样，难成大气候。可以说，在孙中山接触的会党中，无论中国日本还是东南亚，没有一个像俄共这样能夺取国家政权的，所以俄共之“组织和宣传”能力不由令中国这位革命先驱眼前一亮。

虽然孙中山毫不掩饰政治上与苏俄的不同，在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谈话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政治榜样是“美”非“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总统“民有、民治、民享”的意义相通，但是，党见与党务是两码事，党见不同，并不影响两党在能力方面的“取长补短”。怎么才能学到俄共“组织和宣传”的特长呢?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用他孙中山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

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掀起“俄才热”的初衷。一言以蔽之，“俄才”有利革命。于是，苏联军事顾问来了，军火来了，卢布也来了，清一色的苏式训练、苏式装备，苏式编制黄埔军校也成立了……最要紧的，是国民党的“党务”有了重大起色，其组织力和宣传力与昔日革命党人已不可同日而语。一边致力“党务”，一边打造黄埔军校北伐军的孙中山，看到了江山一统的希望。受此影响，中国一部分青年的学习对象，也开始了由“东洋之才”向“俄才”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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